家长会结束，有家长留下，提意见，说有位老师，上课时讲的几句话，引起孩子反感，想调班。“说了什么呢？”我问。家长说：老师上课时讲，下周的检测很重要，“计划外的同学也要纳入班级均分”。家长说，老师可能并无恶意，但这样说，让孩子很难堪，早知如此，他也就不想择校，让孩子在普通学校读，不会有心理压力。

　　“计划外”，即考分没达到录取线，经一定程序，到校就读。对这部分学生的成绩，有些学校不纳入教学评定，有些地区明确规定一视同仁，以此约束学校招生规范。但就学生而言，既然在学校学习，不管什么途径，只要合法，也当“有教无类”。教师在课堂上谈“计划外”，对这部分学生表现出歧视，这是职业修养不足。

　　有位资深特级教师巡回演讲，介绍教学经验，意外地听到他一口一个“差生”，莫名惊诧。他并非转引他人言论或是批驳这一说法，而是把一切学习有困难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学生统称为“差生”。比如，他的话题有“如何转变差生”，“我是怎样和差生交朋友的”，“差生为什么也能成功”，“差生也能考上‘一本’”……我先是惊奇，然后克制自己，最后不想再掩饰自己的厌恶。从教二十多年，他就这样看待学习有些吃力，考试分数低的学生。面对教师群体，他能这样无所顾忌地说“差生”，我相信，以他的语言修养，他也一定会在课堂上伤害学生。他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在一个教育观念落后的地区，也许不会有人提醒他，到了城市名校，他仍然这样称“差生”而不觉得羞耻，只能证明那所名校也徒有虚名。更让我意外的，是他的这类言论，竟然成书出版；他还有很多“粉丝”，他那些有关“差生”的言论也到处传播。老一辈教育家批评教育界的乱象，主要有“违背常识”，“观念混乱”，还有就是“公然侮辱学生”。

　　从教至今，除了转述，我没有说过“差生”。在与学生接触时，我连“你这回不及格”“你考得不好”也不愿说，学生有自尊，我总怕出言不慎伤害学生。我的很多同事，也说不出“差生”这个词，他们顶多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学生成绩总上不去”，“这个同学一直比较吃力”。

　　教师的职业语言应当高于社会文明水平，在学校，在课堂，教师的语言是文明示范。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文明教育高于社会水平，学校才有存在的必要，儿童和少年才有必要到学校接受教育。教师语言粗俗，甚至低于学生修养，不仅会造成学生感情上疏离，他的学科教学也不会有正常的结果。

　　“文革”毁坏了教育伦理，学生不尊重老师，发生了那么多侮辱教师人格的惨剧。四十多年后，恶性的应试教育也在毁坏教育伦理，教师不尊重学生，也对一些学生造成伤害。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1978年，听一位语言学家讲座，他把“文革”时期流行的语言称为“流氓土匪语言”，其中也谈到了把人分为不同等级，贴上政治标签（如“黑五类子弟”“革干革军子弟”）的做法，认为是反文明的落后的。同理，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把学生分为“优生”“差生”，教育也会成为恶梦。

　　教师职业语言粗俗，体现的是落后的教育观。有个老教师，提到班上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就说“又多了个拉板车的”，五六十年代，“拉板车”在城市被认为是“低贱”的行当，文化人政治上入了另册，就“下放”，去“拉板车”。在那个时代，“拉板车”的，在城市没有地位。有意思的是，他看到儿子睡懒觉，对同事说：“以后也是个拉板车的料子。”虽然他出身贫苦，但他极度歧视体力劳动者，可以想见，在听了他的课后，学生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社会上的体力劳动者。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传播野蛮落后的等级观念，鄙视劳动者，教育怎么可能培养出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

　　改革开放后，服务行业曾有“禁忌用语”，——那些民众已习以为常的口头语，其实是很伤人的，一旦和外来文明接轨，就能比较出文明与野蛮，令人无地自容。商品社会，在讲人格平等；教育领域，更应当成为社会模范。因此，有必要列出教学的“禁忌用语”，来规范教育行为，虽然对恪守职业准则的教师，可能多此一举，但在一个转型时期，有时也只能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