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素材一大堆。认识仇校长20年，回想一下，出自我笔下的仇校长和七宝中学的消息、通讯、特写等就有几十篇，积累的素材能装下一箩筐。这一点不虚。

　　第二，写仇校长一点不用拔高，原汁原味就足以激扬文字，意义非凡。把仇校长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把七宝中学的足迹一五一十地讲述清楚，就定能打动读者。这一点不假。

　　第三，仇校长获得的荣誉和担任的社会职务有许多——上海市“教育功臣”、上海市十佳“我心目中的好校长”、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但采访仇校长，他会是你情真意切的长者，会是你循循善诱的老师，会是你贴心入微的朋友，畅所欲言，相谈甚欢。这或许是他长期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养成的习惯。这一点不矫情。

　　当记者时间长了，很怕要去“挖掘”、“拔高”和“提炼”的人物。倒不是他们有多低调，只因实在乏善可陈。要思想没思想，要思路没思路，要故事没故事。这样的人物虽然越来越少了，但要达到像仇校长这样能让记者信手拈来、下笔如有神的，还真的不多。

　　仇校长从教40年了。相信，他的故事还会更精彩、更丰满。此次，是第N次采访仇校长了，越发感觉他更好写了，甚至校园里的一景一物，都透露着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

　　一个相当好写的校长，他治理下的也一定是一所相当“好写”的学校。校长引领着学校，师生成就了校长。这个辩证关系在仇校长和七宝中学诠释得相当完美。

　　本报记者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