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因为畅销，有的老师上一年课，就能出一本书，既做讲稿，又写论文，最后出版成讲堂录，可谓“龙虾三吃”。教学、科研、著书，一鱼两吃都很为难，何况三吃。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想花一年时间对《蒙古源流》一书的错误加以校注，却有心无力，以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经验来看，教书和著书不可兼得。

　　章太炎曾说，学问有“耳学”和“眼学”。就近代大学制度而论，“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虽用眼睛读讲义书，但得到的大多是“耳学”，少了很多扎实厚重的硬知识。

　　当然，讲义之书亦有不少精品，更不乏有学者在教学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如此一来，讲义不是简单的课堂实录文字版，更是有诚意的学术结晶。以此来论，讲义书对于传播新知识、探究前沿问题大有裨益，毕竟多数人难常有亲炙名师硕儒的机会。

　　但在坊间新出各类讲义书中，精益结成者少之、仓促而成者多之，前沿成果者少之、陈词滥调者多之，修订完善者少之、照搬照挪者多之。媒体也好，出版商也罢，岂能作为某些粗糙讲义书的推广之手？（李邨南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