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决定重用管仲时，与他有一番君臣间的对话。

　　齐桓公：我这个人有一大缺点，爱好喝酒，有时候会不理朝政。

　　管 仲：没关系。

　　齐桓公：我还有一大缺点，热衷打猎，有时候也会因此疏于朝政。

　　管 仲：没关系。

　　齐桓公：我还有第三大缺点，好色。

　　管 仲：这个也没关系。

　　齐桓公：你这不是奉承我吧？

　　管 仲：不是，因为以上都不重要。作为君王，最致命的是两大缺点。一是犹豫不决，这会失去群众支持。二是迟钝，抓不住时机。跟在人家后面做，肯定没戏。至于前三点，只是“私德”……

　　管仲的言行后来被收入到一本传世之作《管子》之中。这本堪称“天书”的“诸子百家之源”，被文化大师南怀瑾称之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如今，南怀瑾的弟子，学贯中西的魏承思先生著就的《管子解读：领袖需要的智慧》，首次打破了学术与大众的沟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众人管理哲学、政治哲学和处世哲学的最高境界。开篇的君臣对话，就是魏承思以浅显语言解读的“领袖智慧”的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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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缩咖啡”就是“功夫茶”

　　“我点一杯Espresso（意大利浓缩咖啡），这就是功夫茶嘛！”一句话，就显露出魏承思学贯中西，融会贯通的学术态度。这位年逾六十的学者落座后，首先要澄清外界对他是“南怀瑾关门弟子”的“误传”：“我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南怀瑾大师接触，并跟他学习佛教和文化的。关门的说法，就好像否定他此后门下的其他弟子似的，这个不合适。”

　　事实上，南怀瑾也并不是他唯一的师傅。魏承思从小热衷古典文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历史系，主攻“隋唐史”：“隋唐史的主流是佛教。”等到市委宣传部任职时，开始研究文化发展战略：“由此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哲学”。随后，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为“近代欧洲思想史（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因为经济支持断档了，我读好硕士就应聘到香港，当了明报的总主笔，当时与我搭档的总编是董桥，我就接手金庸以前的工作——每天写社论。禽流感一来，一连写六天……”

　　“我之所以学习西方文化，是为国学找到一个参照坐标”，身穿中式棉袄，口袋里插着IPAD MINI的魏承思表示，“学习要求博大精深，最后才能融会贯通。这个‘通’字最重要。”至于南怀瑾对他的教诲，他认为还是做人的道理最重要：“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他解释道，“就是宅心仁厚，内有道家风骨，外有儒家风范。”

　　就连做学问也要“经史合参”——若干年前，太湖大学堂就要办“经史合参”班。魏承思就提出要么讲《资治通鉴》，要么讲《管子》。所谓“经史合参”，就是在研读经典的古典作品时，必须同时参照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样才能明了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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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战争”2600年前出自《管子》

　　说起为何撰写这本书，魏承思有点激动：“就是因为要激发、恢复大家的民族文化自信。”上海投资界有个读书会，请魏老师去上课。“亿万富豪们只想听‘西方先进文化’，却不知道‘货币战争’、‘级差地租’等这些所谓‘西方理念’其实早就出现在2600年前的《管子》里了……我想让这些富翁们知道，中国传统里到处都有先进文化，而了解传统文化的源头，就是《管子》。”不巧，接着魏承思就视网膜脱落，在香港养病。一位学生自己找出《管子》，并自制了“大字本”——每一个字都有鸡蛋那么大，然后背了1本去香港，期待他面授机宜。魏承思深受感动，养好病，回到上海，就开了这门课。

　　他以最为显浅易懂的语言，解读了最为深奥、又包罗万象的《管子》——这本有76篇约16万字的古书，不仅有经济学概念“级差地租”，甚至为了给土地“分级”而阐述了什么样的土壤适合种何种植物——农业；什么样的土出什么矿产——地质学等。英国人李约瑟，就是看了此书后，立志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管子》里，还涉及军事：“教你怎么去做间谍的200个问题，如何用地图，如何社会调查的提问提纲……”

　　他还进一步解释，“传统文化的源头，就在《管子》。”一个人一生能看的书是有限的，方法不对，就是无效劳动；方法对了，收获就多。如果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源头学起，一上来就学“程朱理学”怎么会真的搞得懂、学得通呢？《管子》在汉代以前盛极一时，可谓是当时社会的“畅销书”。先秦时期，学问都是口传心授——当时做“书”的材料寻觅不易、书写也不易，因此读书人基本都是通篇背诵下来的，“所以，现代科技越发达，人的脑袋就越笨。前一天晚上搜索引擎找点什么，第二天就可以去讲课了！”魏承思顺带吐槽。这本“体用兼备”的书，既能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好比哲学，又有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具体谋略。实际操作层面可以具体到制度设计、法律、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等——相对于政治哲学而言，这些都是可“用”的学问。与此同时，该书的另一大成就在于人生修养，分为养生和处世两大方面。

　　《管子》产生于诸子百家之学之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逐渐成军之际。这一时期的学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而只有《管子》是兼容并蓄的——其根本目的是帮助齐桓公称霸。这本“王霸之书”，凡使用得到的各派学术都会引入，也确实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从时间顺序上而言，《管子》里蕴含着诸子百家各种学派的“发端”。因此，魏承思认为：“读国学而不读《管子》者，可谓入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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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用西方思维理解中国传统

　　魏承思反对“套用”西方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会分门别类，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先搞清基本概念、定义，然后再研究外延……而中国是以实践出真知的思路，倾向于经验哲学。”例如，有人问孔子，什么是“仁”？他的回答并没有“定义”。对于胆小的人，仁者，勇也；对于太狠的人，仁者，爱人。在《论语》里，孔子之所以对于“仁”有多重解释，是因为面对不同的个体。而真正理解“仁”，也需要融会贯通。

　　先秦时期，地域阻隔，思潮各异，所谓“北刚南柔”——北方孕育出孔孟，南方流行老庄。地理形成民风，民风酿成文化，文化分出学派。至于我们如今常说的所谓“家”，只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了梳理当时文献，有着分类的需要，才不得不有所区隔。同理，我们也不能以现代观念“套用”于理解古代思想。

　　甚至，如果仅仅以科学这一种方式去解释世界，也是对科学的“迷信”。

　　说至此，魏承思提及了自己曾在一次国际学术界的会议上，公开指出、批评了“中国学术界被西方二三流学者主导”的怪现象。如今，中国学者要“获得国际认可”，就需要在西方刊物上发表论文，“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大都靠基金会赞助，因此这类刊物大都在美国。如果是理工、医学类，质量尚有统一标准，但是社会人文类的就未必了——因为中国学者必须顺应西方思维模式，才可能发表。”然而，又是谁能决定中国学者的文章能刊登呢？“在西方，一流学者去做教授，二流的去做编辑……”无论东西方，真正的学者都不轻易现身，所谓“名而不高，高而不名”——“天天到处开会、出镜的人，怎么会有时间做学问呢？”

　　话说回来，他认为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也值得商榷——冯友兰的方法，就是把中国古代思想“塞入”了西方模式，把中国古代思想肢解得支离破碎。我们要反思，东西方，其实各有各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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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

　　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教育是最重要的途径，其中，问题也多多。

　　魏承思把古文解读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他说：“人们以为最深奥的‘训诂学’中，‘训’就是把最现代的话去解释古代的文字；‘诂’就是以最简单的语言去解读最深奥的字义。”但是，“当下的学术圈，全都弄反了。大家都觉得，明明是人人都懂得道理，但要表达得深奥，掉些书袋，才显得自己有学问。真正做学问，其实是用浅显的话去解释深奥的内容，所谓深入浅出。”

　　所以，“最难教的其实是小学生，最好教的才是大学生。”小学生一张白纸，要以他们能懂的语言，来解释各种抽象的、复杂的概念，那才是真见功力。而大学生，多少具备概念和常识，教学过程中类比起来容易多了。

　　其次，在做学问、传授学问的时候，切忌“职业化”。“陶渊明是有着20亩良田，才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一门心思想着这周排了几课时啊——怎么可能教得好呢？”魏承思也坦陈，于他而言，做新闻是“职业”；做学问，才是“志业”：“我在明报写了不少社论。第二天别人问我你昨天写什么了？我回答，我忘了。我是真的忘了！”现代社会的问题，就是“职业化”的人太多，而太多人没有“志业”。

　　他的“非职业化”还体现在讲台上：“哪有学生坐着听，老师站着讲的？”

　　“假药、假酒、假食品固然可怕，但是，假学问，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