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面对这些与汽车有关的城市病，国内已有多个城市采取包括“限外”在内的限行措施。对于限行措施，赞同者、反对者都有。2月5日，深圳交警向262辆违反“限外令”的外地牌照车辆开出罚单，再次引发讨论。

　　实际上，一样是反对，理由也未必相同——有人认为限行并不能真正缓解拥堵等问题；有人认为限行措施可行，但一些地方在程序上存在瑕疵；有人则认为限行措施本身就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比如路权。

　　什么是“路权”？广义上说，应该是指人们使用道路的权利，包括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由于限行措施的主要对象是小汽车，如果把“限行”和“路权”放在一起，就是说小汽车的行驶权利受到了限制。

　　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城市道路是公共资源，其增长受到公共财政和土地资源的限制，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当需求超过供给、供给增长有限时，抑制需求就成为一个选项，其中就包括对道路通行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甚至限制。在道路资源有限的城市，权利配置方式应该向那些有利于提高道路使用率的交通方式倾斜，比如公共交通；小汽车平均占有的道路资源远远超过行人、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工具，在必要时受到限制，是情理之中的。

　　所谓“路权”，因为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享方式，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如果人人都只强调“权利”而不接受任何限制，那么造成交通拥堵、空气质量恶化，损失的就不只是自己的权益，更是侵犯了他人的权益。

　　当然，限行措施虽有其合理性，但不代表地方政府就可以“任性”推行。首先，限行是否必要，需要认真研判。如果在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管理手段等方面没有优化升级，仅指望限行措施的“立竿见影”，很难真正解决拥堵问题。

　　其次，限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有长远和综合考量的眼光。比如针对某一车型的限行措施，可能使需求转移，导致替代车型的销量增长，结果并没有成功抑制总体需求。又如“限外”，据新华社报道，区域交通中心城市“限外”，很可能造成区域交通梗阻，影响区域发展。

　　第三，限行在程序上有没有瑕疵，不能含糊过去。现在的限行措施，往往是政府部门一声令下就迅即执行，公众只能接受，这实际上是无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即便限行有必要，也要考虑并尽可能减少小汽车拥有者的损失，并在推行之前得到公众的认可。不能重管理而轻服务，而要把公众看作推行行政措施的合作者而非干扰者。此外，推行限行措施要注重公平，不能只限私家车而不限公务车。

　　总之，限行措施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车辆通行要遵守规则，不能“想跑就跑”，推行限行措施也应谨而慎之、通盘考虑，不能“想限就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