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上床入睡时，耳边似乎总会听到乃珊戏笑地说：“我俩睡觉的姿势，蜷曲着，像两只不分左右脚的皮鞋。”但这已经是两年前的远去的声音了，而一切都像发生在眼前，在当下。每当我晚上要咳嗽几声，或是起个夜，都是尽量不发出声响，怕惊动了旁边睡梦中的乃珊。但这现在已经是一种幻觉，而这种幻觉似乎还在不时地隐现。

　　乃珊从发病到她走向人生终点，共16个月，但是她生病治疗期间却坚持写作，她说：“一天不写东西，这一天是白活了。”

　　自从她从香港回上海定居后已不再是专业作家，但这并不影响或者说阻碍她的创作热情，她反而感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可以敞开心扉写自己的心声。因此，在她回上海后几乎每年书展都有她的作品问世，如《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Taste》《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闺秀行》等。当她着手酝酿写由她家族史为背景的长篇纪实小说时，她仅仅只能在病中写了三个章节。她每次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手稿，部分由她多位学生从乃珊口述后输入电脑发表。因此，她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有记录，如发表日期、题目、体裁、字数、发表在何处等细节。因此，乃珊自从2011年12月16日因病入住医院后，由于前三个月的病危期治疗及到2013年2月病重第11次住院治疗，这两段时间她无法写作（口述）外，其余的12个月中即使在经受了化疗极其痛苦的折磨，只要体力允许，她都坚持用口述的方式创作，累计有18万字左右。当我整理出她的这些文章时，我感到乃珊在我心目中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高大、坚忍不拔。完全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是个涉世未深，脸上既看不到艰苦岁月留下的印记，又绝无趾高气昂自负的神情，也完全看不出她已是在“穷街”中学任教20年的外语教师。

　　她脑子里很少储存文艺理论，装的满是亲朋好友的外形内心、喜怒哀乐，一有机会，她就忍不住要把这些人物的故事叙述出来，常常这些口头叙述就是她作品的初稿。

　　由于她善于思考，注重细节，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所以在她中学阶段，每天因上学经过北京路铜仁路口看到的一幢绿色外墙的房子，时而看到在楼房阳台上常有男男女女的踪影更增加了她对这房子的好奇与一探究竟。然而，若干年后，她从教育学院毕业进入杨浦区某中学任教英语，进入了上海的两个不同生活环境的跨越，每天从静安区坐公交车经过一小时左右的两次换乘，进入杨浦区。当时，她被称作是从上海来的老师。二十年的教师生涯，使她感到杨浦区学生的朴实、勤奋、知恩图报，使她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而写了《穷街》中篇小说，被拍成电视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蓝屋》的创作是她多年观察、探究的成果，这中间也因为我和“蓝屋”家族的血缘关系，使得乃珊对《蓝屋》小说的创作增添了新鲜血液，使小说中的人物是让人信服的，但由于创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历史的原因，使小说不得不落入俗套。但，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该小说使她屡屡获奖。在社会上产生的令人难忘的印象，至今还有不少曾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会念叨在那文学创作困乏稀缺的年代曾看过《蓝屋》。

　　《蓝屋》中的主人公顾传辉，居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蓝屋”！这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可思议的巧合。上世纪90年代“蓝屋”被一位有大陆情结的台湾建筑材料设计师租用，而这位租客的大名叫“顾传晖”，竟与小说中的人名仅差一字中的偏旁！而且，年龄也与小说中主人公的年龄相吻合！此书的责任编辑竟然是租客顾传晖的堂姐顾传菁，令顾传晖惊呼“真是毛骨悚然”！

　　创作往往是有遗憾的。在21世纪初时乃珊曾打算重写《蓝屋》，另外也在酝酿另一部以她家族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好人家》，但这两个愿望只能让她在天国中完成了。

　　上世纪90年代乃珊曾定居幼年生活过十余年的香港，她说香港是她的第二故乡，但只是“婚外情的恋人”。香港是乃珊度过童年之处，陌生之余更有几分亲切，颇有几分重会初恋情人之感。当她做了香港新移民后，有人问她“好”还是“不好”，她唯一清楚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对生活有现在这种真实的感觉。她知道，她只是香港的一个过客，她的归宿是上海。

　　乃珊出生在静安区，归宿在静安区，对静安区的情结极深，而杨浦区锤炼了她，静安区哺育了她，是上海哺育了她。乃珊吮吸的第一口乳汁是有深深的家庭DNA烙印的，喝的第一口水是黄浦江的水。这无形中注定了乃珊对静安区和上海的深深感恩情结，故而她笔下的事与人有血有肉，不矫揉造作，以至于她对上海的倾诉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以与时间赛跑的毅力完成了十八万字左右的文字，广泛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她这短短的67年生命确实如她自己所言：没有白活！

　　她不善于做家务，讨厌进厨房。生活中的乃珊是个透明人，从不掩饰自己，爱憎分明，她自己说她一生中只有两件事是做对了，是认真的，一是对待写作，对创作一丝不苟，二是选对了郎。

　　（此文为三联书店将出版的《远去的声音》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