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等，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部分作品翻译成法、韩、德、日、泰和希腊文出版或发表。曾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奖，广西民族大学住校作家，八桂学者。

　　有一个刚听来的段子——作家聚会的饭桌上，“谁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他才是东西。”

　　用“东西”这个笔名，需要十足的勇气。

　　勇气十足的东西，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编剧，更是一位有大志的作家。近日，他的长篇小说新作《篡改的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据说，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写哭了。然后，文艺社社长陈徵拿到这部小说，这个高大魁梧的汉子，看哭了。

　　小说充满绝望

　　让人热泪盈眶的，是《篡改的命》里那种浓浓的绝望——农村青年汪长尺高考录取被人顶替。他父亲汪槐进城抗争，意外摔成重伤。汪长尺复读失败，打工领不到薪水，讨薪被捅，婚后又与妻子贺小文进城打工，艰难度日。为了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他做出了惊人之举。昨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东西也承认小说里的这种绝望，“现在其实每个人都想改变命运，但这种改变是蛮难的，这种改变的艰难每个人都可能面对，小说写的就是这种艰难。”

　　但让人绝望，并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有读者告诉东西，读了这小说之后，找修水管的工人，价格是30块，但自己给了他50块钱，对方很感动，这位读者说：“我觉得要对这些人好一些”。东西说，这就是文学的附加功能，在失望的故事里仍需唤醒人的善良。

　　农村不是桃花源

　　东西坚持“跟着人物走”的写法，让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写到汪长尺我就是汪长尺，写到贺小文我就是贺小文。一路跟下来，跟到最后，我竟失声痛哭。”为什么会如此感动？在小说后记里，他解释说，因为自己和汪长尺一样，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每一步都像走钢索——站在那根细小的钢丝上，手里还捧着一碗不能泼洒的热汤。

　　有一次，导演杨亚洲和东西一起去小镇拍电视剧，原本想从人越来越少拍到人越来越多，拍了十天之后，杨亚洲说，看来应该是人越来越多拍到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都往大城市走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以前我们回到乡村，有演戏的，有打篮球的，非常热闹。现在你要回去，劳动力已经缺乏到什么地步？如果村里面死了人要抬一付棺材，都找不到年轻人来抬。这实在让人忧伤。”

　　东西说，我们一直把所有乡村想象得像桃花源一样，去农村吃乡村饭，享受农家乐，但那大部分是景点。一些自然的村子人少了，只有人病了老了才会慢慢地回去。“这部小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写的是一种史实。”

　　现实夹杂荒诞

　　小说里，汪长尺死后他的父亲给他做法，最终灵魂投胎到了城市里。这是一个艺术的荒诞运用，但读的时候并不让人感到生涩。东西说，自己在写实的同时，也用了一些魔幻的、荒诞、黑色幽默的手法，这种综合运用可以弥补写实做不到的东西。有人评价他是“东拉西扯的先锋”，他颇同意：“我的写作方法不拘泥一个领域，各种写作手法只要好的，都可以运用到小说里来，只要能完成我的使命，就能为我所用。”

　　集中精力写作

　　《篡改的命》是东西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他每部小说之间，相隔若十年。东西自嘲，十年出一部长篇，在这个一切皆“快”的时代，确有懒惰的嫌疑。“人人趋快，总得有那么一两个懒汉站出来，拉低大家的速度，以求一个合理的平均值。往褒义上说这是在‘等等灵魂’。”

　　以往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时，东西会担任编剧。但他告诉记者，这部小说即便影视公司买了他也不参与编剧，“我要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写几部长篇小说，一个创作者的成熟期就是在40—60岁，我现在已经49岁了，我想用后面的这十年好好地来写小说，写自己想写的作品。”　　 本报记者 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