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想讲几个有关“好人”的小故事。

　　曾几何时，好心人变得越来越难做。这几日，有一条长期救助流浪者的废品收购站老板挨骂的新闻。那个叫尚丙辉的“路边老板”，自己就是靠“收破烂”为生的。然而，当他倾尽全力救助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街头流浪人员，管吃管住还送上“零花钱”时，却体会到了什么是“好人难当”。当他因经营出现困难，“零花钱”发少的时候，反而被受助人责怪，更因没能及时给流浪老人送去资助，被告到派出所讨要。无奈的尚丙辉对媒体说，应该思考如何将角色做得有“技术含量”。可是，为何做好事也得有“技术含量”？这样的事伤了尚丙辉的心，何尝不是伤了大众的“心”？

　　再讲一个故事。不久前的一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一群外出社会实践的小学生同站台等公交车。孩子们大多没带雨伞，外套有帽子的纷纷戴上遮雨，没帽子的在冬雨里挤做一堆。我把雨伞往一侧挪了挪，招呼几个没帽子的孩子来避雨。孩子们迟疑了一下钻了进来，与此同时，我却听到他们互相间的嘀咕：原来还是有好人的啊。我脱口而出：社会上当然有很多好人。但孩子的嘀咕却让人思考：究竟是怎样一种氛围，让孩子觉得成人社会里好人是“稀有动物”。

　　健康的社会词典里不该有“好人难当”，也不该让好人自己瞎琢磨做好事怎么讲求“技术含量”。做了好事却陷入麻烦的事时有发生，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因此，“好人法”作为以法律助推道德建设的一种创新尝试，已在广州、杭州、北京等地实施，上海《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则规定，那些取得合格证书以及具备急救技能市民的救助行为，受到法律保护，若造成损害，不承担责任。“不敢扶”、“不敢救”是社会群体间的信任缺失，修复这种信任需要长期过程，比如每人接一点点“力”，让好心人不孤单，再比如政府和法律的公信力也需要提高。

　　最后讲个故事，前几天我把手机落在出租车上，好心的司机一小时后就送还给我。所以，我还是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很多好人的，并不如大家想的那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