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由于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举成名。大多数国人只晓得他做过中学教师、痴迷于1+1=2，但鲜为人知的是，陈景润大学毕业不久，曾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工作过三年。而“大化”同样名噪一时。20世纪60年代中期流行过那样一个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科研学大化”。大化的首任所长张大煜（1906-1989）更是中国工业化学的翘楚。他于20世纪20年代就读清华大学，毕业后抱着“科学救国”宗旨赴德留学。1933年回国，先后担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的化学系教授。张大煜在催化剂与催化基础研究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表面成键理论，且率领助手在艰苦条件下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功绩。

　　最了不起的是，张大煜不仅带出了一批科技专家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作出过不朽贡献，他本人也是这项彪炳史册的伟业的功臣。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于1999年5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里，首次向全世界公开了中国“两弹一星”的历史内幕，并披露了为之奋斗的众多科学家的名字，张大煜是其中的一员。

　　就是这么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却在其一生中干过两回小本生意。头一回是在1936年，张大煜发现清华师生以及中小学生使用的铅笔全是德国、美国和日本进口的洋货，感叹偌大个中国连小小的铅笔竟然不能自制。鉴于当时的有志知识青年都怀有“工业救国”理想，所以同赵忠尧（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不让美国政府猜疑，毅然把多年精心积累的研究资料付诸一炬，然后千方百计绕道回国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施汝为（物理学家）一拍即合，决定从生产国产铅笔入手。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共筹集了2千多块大洋，开始试制过程。教化学的张大煜负责笔芯；教物理的赵忠尧则亲自和清华物理系的技工一起在实验室里进行笔杆以及成品试制。靠着一腔爱国热情，张大煜等克服了种种难题，终于获得满意效果。小样试制成功后原先打算在北京建立一个小型铅笔厂，但是由于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已经危在旦夕，无奈改弦易辙去上海。至于铅笔厂叫什么名称、生产出来的铅笔打什么牌子，三人商议之后，一致同意以“长城”冠名。因为长城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象征。用长城来代表民族工业，既希望民族工业似长城一样绵延万里代代相传，同时还有抵御外敌侵略的意思。几个热血青年决心以民族品牌来抵制洋货对国内市场的霸占和冲击。正如张大煜等所一直期待的：长城牌铅笔经过几代铅笔人的努力，目前全球闻名遐迩（那是后话）。

　　第二回是十年后，抗战胜利，雄心勃勃的张大煜自昆明来上海谋求发展。他在康定路胶州路口办起“中华油脂化学厂”，专门生产油酸和硬脂酸等产品，另外附带试验油脂加工新工艺。经过4个月的调试，油脂化学厂生产正常运转，市场销售良好。但美景短暂，当大量美国油脂化学产品涌入上海市场后，弱小的中华油脂厂顿时在价格上缺乏优势，产品销路不畅导致大批积压，员工也因此开不出工资，闹情绪要散伙。面对残酷现实，张大煜“工业救国”的理想不得不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