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工匠精神”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一时成为两会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也成为全社会瞩目的一件重要事情。作为大国总理，倡导企业要培育工匠精神，既令人耳目一新，也颇多震撼。

　　回顾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工匠精神”历来是推崇备至的。《庄子》云“技进乎道”，“技”说的就是“工匠精神”。鲁班在国人心中就是当仁不让的工匠祖师爷。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工匠精神”的优良基因。君不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其技术之高超，匠心之独具，早已是炉火纯青。

　　美国畅销书作家亚力克·福奇在《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一书中说，工匠的核心不是“制作”什么，而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生命态度，其价值在于精益求精，对匠心、精品的坚持和追求”。具体分析，工匠精神的内涵至少应当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二是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三是耐心专注，坚持不懈；四是敬业永恒，不畏浮云。恰如李宗盛在《致匠心》里说的：“我知道手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技艺、对完美的追求。”进而他又说：“世界再嘈杂，匠人的内心，绝对必须是安静、安定的。”对此，有一组数据就很能反映出工匠所应独享的“固执”与“安定”。有材料说，如今全世界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但环顾中国，创业历史超过150年的企业也仅有张小泉、六必居、陈李济、同仁堂等屈指可数的几家。

　　同样是见诸今年全国两会报道中的一份行业工会针对17个省市、41家企业、2577名职工的调查，也很能说明问题。被调查者中认为产业工人在当下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仅占6.07%；认为地位不高的占61.62%，认为没有地位的占32.31%，只有1%的人不介意当工人。而据上海市总工会曾经的一项调查，有55.1%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当工人，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当工人“收入报酬低”、“社会地位低”。难怪有人直呼，工人，这一“劳动最光荣”的群体，如今已被严重边缘化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国人的词汇里，“工匠”之名多少有些低微，工匠其人也多有“不足为外人道也”之心理。耳闻目睹的是，作为工匠基石的工人队伍，总觉得低人一等。当工人待遇低，当工人晋升渠道窄，当工人工作环境差，更主要的是，当工人离体面劳动还相距较远。难怪李斌要向总书记直陈，现在如果厂里新招来一个上海户籍孩子，就会立即引来大家的惊讶：“咦，你怎么会来当工人的啊？”

　　今天，总理倡导培育工匠精神，显然言有所指。技术工人的青黄不接，出类拔萃工匠的奇缺，直接导致的一个显见且极端的例子，便是国人竞相赴东瀛抢购马桶盖。瑞士名表经久不衰，受到举世热捧，就是因为瑞士工匠将一项制造钟表的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以顶级品质造就了顶级品牌。反观充斥国内市场的低价、低质商品，不仅难以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不利于行业进步和技术创新。但追问一下，正源源不断投入市场的低质产品，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企业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技术粗糙、工艺马虎。与工匠精神相对的，则是一种既耳熟又刺耳的“可以了精神”——满足于90%，以“差不多了”“可以了”敷衍了事，而不是去追求至臻至善的100%。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任由这样的“可以了精神”泛滥，而不是以工匠精神严格锻造我们的企业，那么，对推进供给侧改革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掣肘。

　　当今的中国，已经迈入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双创”热潮席卷神州，更离不开工匠精神。强国呼唤先要强工匠。这样的声音，在今年的两会上颇为强烈：“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通过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关键因素，而敬业专业、热衷于技术与发明创造的工匠精神，则是推动创新的不竭动力。”“现在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企业生产不出来满足人民需求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倡工匠精神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只有中国制造的质量上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能显现其意义，百姓的消费意愿也会更容易留在国内。”……

　　显然，用工匠精神撬动创新发展，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