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师从大家

　　“那是我刻章最得益的机会！”高式熊到了晚年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运气好，交到好几位良师益友，学艺途中接触到的就是正路，所以没走过什么弯路。一般年轻人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得到那么多方面的无私帮助。当然，名师与高徒，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学生先天就不是这块料，后天又不思进取，看着不成器，恐怕再好的老师也不会有兴趣投入吧。高式熊也说：“我自己没有辜负这些条件！”

　　高振霄府上，来来往往的客人非常之多，不少是清朝遗老（颇有几位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可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几乎所有上海书画界的精英都在高家露过面，有不少还是常客。在那样的一种氛围里，高式熊从小见多识广，而且还能有所选择——哪些人是值得交往的，哪些人只是过客。

　　搬到四明村后，11岁的他就成了父亲的助理，负责迎来送往，父亲见或者不见谁也由他说了算。家里的6个书架、3000册书，父亲从来不需要动手，要用哪一本就差他去找，他总是能够迅速把书递到父亲手上。

　　父亲带他拜识的翰林，有寓居上海的安徽合肥人、最后一任科举考官龚心钊。高振霄考中进士的卷子，正是龚老批的。还有一位住在江阴路的陈夔龙，当过两广总督，也是清朝的阅卷大臣。这两位，都是他父亲的老师。

　　高式熊虽与篆刻天生有缘，但开始学刻印只能搞搞地下工作，直到遇见他生命中的几位贵人。龚心钊先生，是父亲的老师，便是高式熊的太老师了。

　　太老师知道年纪小小的他在学篆刻，心里很是欢喜，拿出家藏的原拓印谱《瞻麓斋古印徵》《敏求室印屑》和影印本《陶斋藏印》，让高太史带回家给小儿子学习。从此，他跑太老师家比父亲跑得还勤。太老师打心眼里欣赏这个好学的少年，祖孙辈的师生于是成了忘年交。

　　龚宅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占地3亩。龚家祖上出过大使，因此龚心钊小时候就到过英国。光绪年间，他曾出使英、法等国，清末又出任加拿大总领事，成为著名的外交家。由于家底雄厚、人脉深广，他从20岁随父到上海后就开始收藏，藏品在上海滩算得上档次的。

　　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国之重宝”商鞅铜方升，是战国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底部刻秦始皇26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说明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人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其他如战国越王剑，宋代米芾、马远、夏圭等名家书画，宋汝窑盘，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壶，都是一等一的珍藏。1949年后，上海市长陈毅筹备上海博物馆时，到龚家看过米芾手卷，所以龚家后人便将这件宝贝让给了上海博物馆。

　　龚心钊学问渊博，做收藏又以精细出名，是民国初年上海赫赫有名的鉴赏大家。龚家长年雇佣学有专精的工匠。每有珍宝入门，龚心钊总是量好尺寸，要求工匠制作各种锦盒、木匣，自己在旁口头指导、督工。

　　高式熊曾在龚家见过一个供春壶的盒子，但不敢要求看里面的宝贝茶壶。在中国紫砂文化史上，供春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他参照寺院内大银杏树的树瘿做的“指螺纹隐起可按”的供春壶，造型古朴精工，温雅天然，质地纯薄坚实，久负盛名。坊间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誉。周澍《台阳百咏》云：“最重供春小壶，一具用数十年，则值金一笏。”传世的供春壶极少。龚府因珍藏了供春壶，故有斋名“春供庐”。

　　某个秋日，高式熊又去龚家拜访，惊见堂堂太老师正钻在花园乱石堆里捉蟋蟀，弄得灰头土脸的！在龚家的收藏中，历代名家制作的蟋蟀罐也是一大宗。高式熊现在藏有两件蟋蟀罐，正是太老师当年所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