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绝对是部经典，否则不会有俄国、日本的相继移植。而去年我国年轻戏剧导演徐昂首次执导电影也选择了对《十二怒汉》进行移植，拍摄出了《十二公民》。只是，当时看完就百思不得其解，原作早已为舞台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封闭的空间，一个中心事件，以语言塑造人物并推进案情，以及从少数向多数的大突转，为何本身就是戏剧导演，又占尽北京人艺优秀演员资源的徐昂，不创作《十二怒汉》的舞台版，而偏偏要将这部凸显美国法律精神的电影搬上中国的大银幕？

　　电影是对“物质现实的复原”，直接移植《十二怒汉》的情境，不适合国情。与其从电影移植到电影，还不如从电影移植到戏剧，戏剧的本性就是在虚构情境中充分表达戏剧性。虚构，甚至违背现实环境的荒诞不仅不是戏剧的障碍，而且还是玩转戏剧哲思的法宝。假如将《十二怒汉》赋予舞台生命，艺术冲击力必将不容置疑。没想到还不到一年，我就看到了舞台版，它就是在北京上演的、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田水导演的戏剧作品《十二个人》。

　　当观众和演员一起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十二把椅子整齐排列，隆隆的雷声时隐时现，墙上老旧的电风扇倦怠地转动着，黑暗中法庭审判长的画外音出现，戏剧假定的情境顿时设定。这就是一宗谋杀案审理的法庭之外的环境。12个素昧平生的陪审员，来自不同的环境，他们最后对案情的讨论将决定着这个18岁被告的生死。12位陪审如果一致通过有罪，就可以送孩子上电椅，反之或许就可以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戏剧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在戏剧舞台上表达特定的戏剧情境时，戏剧性远比现实性重要。所以，看得出这部《十二个人》并没有像电影《十二公民》那样刻意地拉向现实，牵强地进行本土化改编，而仅仅是对原作中美国陪审员制度做了轻微的弱化。当推理环环相扣，少数向多数不断转变时，法律环境的真实与否就变得无关痛痒，相反关乎人性弱点的偏见、主观、自私就变成了剧作揭露的主体，而且这些又是在一个生死的命题之下展开，所以就显得更加深刻。

　　这也就是为什么话剧《十二个人》比电影《十二公民》高明的地方。该剧最令人震慑的就是人对于他人生命的态度。开场，这间封闭的屋子里弥漫着敷衍与焦躁。然而，静默的8号陪审员却独独在“有罪”上不认同，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真的觉得被告无罪，而仅仅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尊重，“我真的很难就这样轻松举起手，送这个孩子去坐电椅，而完全不去讨论这件事。”人与人的尊重本是起码的，但当人们面对一个即将被定罪的被告会怎样？原来，人们难以避免对底层人的歧视。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既定认识中，那个孩子与缺失的教养、无序的生活、恶劣的品行划了等号。然而，正如古希腊人所说的“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这才是真正的文明，真正的理性精神。8号陪审员是将理性之光注入这间灰暗空间的第一人。有了这第一束光茫，其他人才渐渐认识到了理性的意义，因为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在对案情，以及证据的不断推理、验证过程中，在人们彼此心灵的不断冲突过程中，“合理的怀疑”最终占据了那11个人的心。

　　《十二个人》看似是部法庭戏，而实际上法庭仅仅是个外壳，真正的意义则是借助人们对一个孩子罪与罚的探讨来挽救被自己久已冷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