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读者会问，这两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熟悉市中心地段的上海人会说，改革开放以后的时尚地标新天地，紧挨着党的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或者说离得很近。

　　不熟悉上海的旅行者，外省人、外地人、海外来客，可能就会在网络上查阅地图时，才了解到这一点。

　　如果我说，党的诞生地“一大会址”所在地，不但在距离上和新天地挨着，而且两者之间，还有着内在的、紧密的关系，甚至于新天地这一名称的由来，都和党的诞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恐怕连很多熟悉上海马路的老市民，也不一定晓得。

　　在我当小学生的时候，走进当时属于南市区的党的一大会址，怀着崇敬的、好奇的、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心情，参观党的诞生地。我记得当时墙上还是挂着一张张图片，详细介绍一大召开时的情形。

　　有一张图片上画着个鬼鬼祟祟的形象，下面的文字说明写道：正当会议进行时，有个巡捕房的便衣警察钻进门内东张西望。一起参观的同学不住地指着图片上的家伙高声叫着：“包打听，包打听！”

　　另一个同学和他争论起来：“包打听不是便衣警察，包打听是巡捕房雇佣的提供线索的人。”

　　“包打听就是伪警察！”

　　“不是，是线人。”又有同学插进话来。

　　“既不是线人，也不叫包打听，好像也不该叫便衣警察。”又有同学插话说：“上海人就叫‘巡捕’，专门抓人的。”

　　大概我们嚷嚷的声音太大了，老师用眼光制止了我们这帮小男孩的争论。我们又继续参观下去。

　　读中学的时候，我又一次和同学们走进了一大会址，再一次感受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那段历史。我们长大了，已经不是似懂不懂的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也不再会为“便衣警察”“包打听”“巡捕”发生争论了。我们随着参观的人流，神情肃穆地听着讲解。但是在参观中，还是发生了一件事。

　　一位男同学忽然小声说：“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也有坏人。”

　　他的话马上遭到一个已经入了团的同学喝斥：“不许瞎三话四！”

　　不料这位男同学根本不理团员的斥责，振振有词地说：“当然有坏人啰！你们看。”

　　说着，他指着墙上周佛海的名字说：“他是‘一大’的参加者，就是一个坏人，不是一般的坏，是个大坏蛋，大汉奸！”

　　团员同学眨巴着眼睛，没有话了。那年头，班上只有几个团员，是我们50多个同学中的佼佼者。但他显然不像其他同学那么了解党史，读书也不多。

　　这场小小的争论，之所以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是因为它当时引起了我对人物命运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浮沉的思考。早年也曾追求革命的周佛海，走上的却是一条遭人唾弃的人生之路。

　　再一次走进党的“一大会址”，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九十年代，新天地初具规模时，上海作家们也饶有兴趣地前来体验，并对新天地的规划设想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和想像力丰富的愿景。正是在这时，我们知道，这一新的地标性的旧区改造项目，因为紧邻着“一大”会址，因为和“一大会址”咫尺之遥，在取名时，特意选定了有“一大”内涵的“新天地”这个响亮的名字。有作家没听明白，还问：新天地怎么有“一大”的内涵？

　　引领我们参观的先生道：正是从党的诞生地出发，从“一大会址”出发，中国的历史走出了一派新天地。诸位想一想，一和大加起来，不是一个“天”字嘛！

　　作家们爆发出一阵热烈而赞许的笑声。

　　如今，新天地已经成了一块响当当的品牌，从早期的西湖新天地，到去年我和一批作家去参加广东国际旅游节采风活动，走进的第一站，就是岭南新天地，新天地里一片新气象。

　　牢记党的历史，牢记从“一大”出发，走出一片新天地，我们的事业定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十日谈

　　红色记忆

　　今年是“夜光杯”创刊70周年，明起刊登一组老报人、曾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的张林岚先生撰写的《“夜光杯”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