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8日，本报与阿里公益联合发起的“生态长江纪实”系列采访报道活动从长江口——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的大堤上启程，溯江而上数千公里，抵达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又前往仍为冰雪覆盖长江源头沱沱河，倾听它从雪山走出时的呻吟。历时一个半月，十余名记者参与其中，发回十万余字报道，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表达方式在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与APP上同步呈现，让读者看到长江生态现状之全貌。

　　不实地踏访，不知切肤之痛。虽然，在活动前期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关于长江生态的新闻标题和统计数据足够触目惊心，它仍然是一个不那么真切的影像，并且让人不自觉地怀疑它的程度深浅。但当一路走来，看到两岸布排得密不透风的工厂、码头、船舶、村庄、农田时，连我们都感到窒息，更不用说长江流淌6000余公里，沿途重重负累，当然是再丰富的资源也会耗尽。

　　长江无口不能言，它的痛苦只能借他人之口来表达。他们是长江的守护者，长期与长江为伴，是长江生态最为敏感的晴雨表，找到他们，才能搭准长江的脉搏。

　　在长江源头，做了30年自然保护工作的杨欣说：“冰川就像银行，总有用光的一天，到时候长江源的牧民可能成为难民，长江源区成为沙漠，进而危及整个长江流域。”

　　对金沙江，复旦大学特聘专家、研究长江生态数十年的陈家宽教授说：“金沙江总长2900多公里，有25个水利工程，这些坝彻底改变了河流的特征，使一条落差约4000米的河流被切割成了坝—库区—坝—库区。”

　　在中游洞庭湖、鄱阳湖地区，当地环保志愿者说：“自从1988年长江不允许采砂后，洞庭湖和鄱阳湖已成为中国两大最主要的采砂场。”

　　在南京长江段，江豚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张燕宁说：“我经历了一个长江物种白鱀豚的消失，现在我的孩子可能也要经历和一个物种江豚的告别。”

　　在长江口崇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吴纪华说：“长江口只是一个集中显现的窗口，它反映的是全流域的问题。”

　　候鸟不会撒谎，因为长江湿地生态的好坏，关系着其种群的生死存亡。这些守护者们，是长江的另一种候鸟。

　　都说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可数十年来，我们像任性的孩子一样，毫无顾忌地对它肆意掠夺。陈家宽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扼腕痛惜，他说：“长江是多么温顺的一条河流，我们又是怎样对待它？” 在他科学、形象而富于感情的描述中，长江真的幻化成一位性情温和、充满慈爱的母亲——“她的水深在3-8米之间，河水泛滥非常有规律，流域内气温、降雨适中，这才孕育和滋养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如今，长江生态一再敲响警钟。十余年来，工业排污控制、生态环境治理等环保工作陆续展开，但我们的调查反映，力度仍然不够，监管有待加强，形势依然严峻。

　　长江生态的恢复和治理需要大决心和大智慧。虽然，每个国家可能都要经历发展、破坏、恢复的过程，但其难度在中国因为人口压力而显得更大。从未有哪一条河流两岸承载了如此之多的人口，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体，流域内城市有186个，人口超过200万的特大城市就有4个。今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决定和决心令长江“候鸟”们振奋不已，这使他们的工作有了有力的牵引与助推。高层决策意味着长江生态已不仅仅是一个环保问题，仅从上海因长江水量减少而发生咸潮时2300万人口的饮水困难来管窥，不难理解长江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的安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大智慧不会凭空产生，它来自经年累月的观察与积累，这正是长江生态保护的“短板”。在江西省星子县的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鄱阳湖湖泊湿地综合研究站，来自繁华都市南京的中青年教授、研究生们常年驻扎在偏僻的研究站上，四月湖上春光正好，他们却守在冷清的实验室里专注地用玻璃棒杵捣着刚刚取回来的一小团水草样本。站长、研究员陈宇炜说，很多问题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因为“我们积累的数据不够充分，尚不到10年”。所以，长江生态的修复刻不容缓，诸如南京地湖所鄱阳湖研究站的工作，还有太多需要我们去做。

　　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当是竭力为长江生态奔走呼号。“生态长江纪实”系列报道在微信公众号上开篇伊始，不断有人点赞，评论“为江河卫士点赞”“你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并积极出谋划策。就在昨天，我的案头还收到读者朱天宜寄来的一封信，谈及他对改变船舶螺旋桨设计，避免击伤长江鱼类的思考。

　　也不断有人追问，我们能做些什么？以我的亲身体会来看，闲来无事去江边看看，切身感受一下长江，就像常回家看看一样，都是一桩善举。长江是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里流淌的一条河流，她是中华民族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维系，呼唤呵护母亲河，将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重建家庭之德、社会之德，乃至全民族的道德重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