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通过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行为的意见，习总书记指出必须从程序到实体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实现执法的法治化要求，让人们在公安执法的全过程中体会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公平正义不仅应该体现在法律法规内容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方面，更应该表现在执法程序和方法的正当性、规范化上，绝对不能为了达到“正当目的”而不择手段，更不能采用侮辱人格、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

　　引导善行、抗制恶态，是公共权力及其有效运行的重要目标，执法活动应当始终秉持善意，体现公正。因此，对执法行为提出更高的依法规范、严格自律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引导善行，不仅表现在执法机关向社会公众所做的一般守法宣传上，更应体现在权力范围的科学设置及其行使的整个过程中。同时，执法权力也需要强化监督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让它在充足的“公开透明”的阳光之下行使。

　　从实际情况看，执法权也存在滥用的问题。比如，为了追求从速制裁，有时忽视理应遵循的法定程序，留下公权违法的事例；为了多破案件，一些人员不惜启发犯意，设陷诱捕，徒增违法犯罪的数量；为了扩大“战果”，侦讯人员则会任意承诺不可兑现的“宽恕政策”，最后失去公信。而凡此种种，都只能是执法活动的表面“繁荣”，积累更多的社会心理危机和冲突暗流。

　　公共权力的行使应当秉持善意，这是公权的“德性”所在。执法机构应当认真研究作为服务（管理）对象的个人及其组织体特点，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关照“人性”、尊重“人格”、体现“人道”，就能在抗制种种社会恶态、严格执法的同时，真正起到引导善行的示范作用。

　　譬如曾被法律学界称作“诱惑侦查取证”的问题，原本只是在针对诸如涉毒、涉黑、涉及国家安全等几种特别严重的罪案侦破需要时才被迫使用的手段，也是在充分权衡利害得失，将可能对公民和社会利益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状态下，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因此，当代实行民主法治体制的国家，无不将此类侦查、取证方式的运用选择权，交付全体国民采取立法的方法来决定。而通过法律确认并拥有这项权力的机构，在具体运用时，还会受到各项苛刻的实体、程序条件的制约，并接受来自辩方严格的庭审质疑。因此，获得准许范围极小的诱惑侦查行为，通常被限定在“提供机会型”而不是“犯意诱导型”——这正是对于人性的妥当理解和对公权德性（善意）的正确把持。因为，即便从西方犯罪心理学的有些观点来看，人性亦有向恶的一面，似乎“人人均潜伏有罪恶的意识”，并且多数难以抗拒持续不断的诱惑。公共执法权力，就应该表现在通过自己的依法履职行为，甚至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措施，去遏止而不是去诱发人们的潜在犯意。这是不少国家普遍反对犯意引导型侦查取证手段的重要理由，执法权行使应当体察人性秉持善意。

　　社会公众和舆论对那些不规范、不依法行使公共执法权行为予以围观和强烈的负面评价，是有理由的。因为规范执法行为不仅需要我们去关注执法活动外观、形式上的合法与合规，更应当深入到法律法规的本质之中，看到法背后所体现出的公平、正义和人性的东西。（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