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人告我，我在全国友协工作的复旦大学老同学韦建业因心脏病突发只有六天时间就走了。他同我在四十年代初是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同学，他与我是同岁，去年走时应该是九十了。当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复旦大学已内迁到了重庆，很多的同学也走了。在上海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迁到了上海的租界里。在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占领上海的租界后，更多的教职员和学生也走了，留下的小部分用教职员的名义招收新生开学。外文系实际上是英文系，我们一个班只有十五六个同学，高年级的同学只有几个人，多数同学都已走了。系主任是戏剧家顾仲彝老师，全校也不过两千人。

　　韦建业与我同班同学，正是在这个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她只能说英文，中文讲得不好。韦建业在与同学们的相处中，从来不谈他家庭的情况。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韦悫是美国的爱国华侨，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带了妻儿回到了上海，把他们留在上海的租界，自己到苏北解放区去工作，在日本投降后担任过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过高教部长，病逝已多年了。当时，新四军的地下组织定期给他在上海租界的妻儿送生活费，直到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一年多，他把妻儿接到了苏北解放区为止。有一天，我们发现韦建业忽然不来上学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才知道他一家都到苏北解放区去了。

　　在1945年4月我到苏北解放区时，又看到了韦建业，他已担任了我方停战小组代表的英文翻译，他的带有美国口音的英语和精细的办事能力受到了美方代表的称赞。当时，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出面调停中国的内战，在一些地区设立了停战小组，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派出代表参加小组，处理停战的事，苏北地区的小组就设在苏皖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淮阴。后来，由于国民党坚持打内战清除共产党的方针，各地包括苏北地区都打了起来，停战小组也就解散了。他后来一直在新四军的军部工作，对新四军有很深的感情。全国解放后，他到了外交部，工作很努力，英语也用得上。

　　在1956年，我调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担任新华社常驻记者，又遇到了他。他已在我国驻巴使馆工作好几年了。在1972年，我也调到外交部工作，但他已调去了全国友协，平时看不到他，可是新四军研究会的军部分会每年开大会，他总是参加的，离休后还是一样，所以一年之内总能看到他。我们在遇见时，常常谈起当年的同班同学和在使馆工作的很多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老了，又常常谈到我们的同学们谁先走了，谁又一直没有听到消息。想不到，他也突然走了。我立刻打电话给他曾担任过大使的夫人，她的悲痛已经过去了，已经想开了。她对我说，我们是老夫妻了，总是有先走后走的。新的一代又一代已经接过了班，工作得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