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纪念伟大红军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缅怀先烈赤心报国的这段历史时，我们也不能忘却长征胜利后的续篇——西路军喋血河西走廊的悲壮画卷！

　　1.正确决策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取得前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因当时的临时中央错误地让毛泽东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致使中央根据地在国民党100万大军的进攻下，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

　　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4年10月17日黄昏，夕阳西下的江西瑞金于都河红光闪烁，伴随着沉郁的军号声，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吊诡的是，中央红军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居然只有高层极少数人知道，甚至像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也不知情。据聂荣臻回忆：

　　在长征之前，一军团打完了温坊战斗，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

　　中央红军连破三道封锁线，1934年12月上旬在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虽经林彪、彭德怀等率部浴血奋战，仍伤亡惨重。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面对长征初期的惨败，红军上下无不怨声载道，人们一致想到了毛泽东曾经的英明指挥。于是，毛泽东不负众望，他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不同意。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决策。

　　随后，1935年1月，红军攻克贵州遵义，在此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重新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从此，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并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至于红军将长征的终点，定在陕北，亦是富于戏剧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