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如何杜绝此类恶性事故？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说，依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需要充分运用现有各种法律资源，打出“组合拳”，用好“制度群”。

　　“在传统观念中，行政处罚往往被认为是处置交通违法的不二手段，其实，对于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恶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往往十罚九不足。”丁伟说，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30%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运输单位的车辆经处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鉴于行政处罚的上限受到上位法限制，地方立法难以突破，但是，行政处罚仅仅是打击交通违法行为的手段之一，而非“唯一”。

　　加大交通违法成本，最为有效的，是追究违法人员及其所属单位的民事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明确，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侵权人不但要承担侵权责任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还将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如果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在多种法律责任中，刑事责任无疑最具威慑力。”丁伟说，肇事者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严重后果，即涉嫌构成过失犯罪。

　　我国《刑法》将破坏交通设施罪、交通肇事罪列为最具社会危害性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破坏交通设施，造成严重后果，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同时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判处刑罚。

　　“维护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的交通秩序，提升管理水准，需要用好组合拳、制度群，标本兼治，严管重罚，守护城市安全。”丁伟说。

　　本报记者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