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与任大星先生通话，他说起有一套书要送我，便想择时登门。今日秋高，本望有半日畅聊，临行打个电话，却是他女儿雪蕊接的，停顿片刻后，她声音低沉地说：我爸爸已于今天凌晨二时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眼前一片昏黑。

　　其实我很早就听说他患了肺癌，并已转移，但他本人并不知情。医生断言很难捱过半年。可他整日乐呵呵的，饭照吃，书照写，天照聊（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舞照跳”），坐着和靠在床上的时间明显增多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这使我更相信病人不知情实在是件好事。前不久还读到了健灵转来的他的一部长篇新作，是写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爱情的，写得情真意切，充满当时特有的时代感，我认为是一部值得出版的好作品。听说健灵已为他联系了出版社，却还来不及把这好消息告诉他。唉，悲哉，大星走得还是太快，太突然！

　　大星是少有的到了91岁高龄（1925年出生）还笔耕不辍的作家，且笔下仍有青春的活力。他也是对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作家，我曾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为他专列一章，因他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和《刚满十四岁》等小说，创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学范式。在这些作品出现以前，儿童文学作家多不知怎么写，如何才能跟上新中国的生活节奏。这些作品虽有时代局限，却是彼时真实生活的产物，是作家在生活中摸索和思考后的创造。但大星并未沉湎于自己创造的范式，当有的作家顺着这范式踏步甚至走向更偏的极端时，他却在摸索着新的能否突破其局限的新路，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野妹子》和童话《大街上的龙》等，都让人耳目一新。他的创造的源泉，就是长期生活在少年儿童中，他始终是从生活出发的；同时，又熟读各国文学名著，对文学有着诚挚的爱。进入新时期后，他的笔墨又焕然一新，写出了《我的第一个老师》《三个钢板豆腐》《湘湖龙王庙》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过了八十岁后，他发表在《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罪恶的种子发了芽》，仍让人赞不绝口——那老练的文笔和发自老人心底的青春记忆，读得人心里软软的、酸酸的，苦涩而有蜜意，使我们对不太如意的人生充满了爱的回味。

　　大星是极为有趣的人，对文学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我和他非常谈得来。他曾将许多“不宜公开”的人生秘密和文学发现悄悄告诉我，有些确实令我茅塞顿开。有一次在一个会上，我们的发言观点偶有不同，主持这次活动的正是他的弟弟任大霖，在入住宾馆时大霖故意将我和大星安排在同一间，并一本正经说：“这样安排，主要考虑你们能继续讨论美学问题。”引得同行的作家们哈哈大笑。大霖自己不笑——他是出名的冷面滑稽。大霖先于大星而去，他们兄弟感情甚笃，弟弟的去世曾让他悲痛万分。但大星对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在我工作过的文汇报副刊“笔会”上，曾刊发他两首打油诗，极能体现这乐观的性格，其中之一如下：

　　岁届八秩，寿命称长；笑口常开，体健身强。未敢懈怠，紧随风尚；时髦老头，兴趣多样。手机在握，交际宽广；收发短信，频若反掌。电脑陈室，弃笔从洋；既通“妹儿”，又写文章。单指啄键，转瞬成行；聚沙为塔，日必五张。稿件草就，自作欣赏；见诸报刊，固亦所望。新书问世，聊慰痴忙；速寄故里，游子衷肠。遇有舞会，整装赴场；三步飞转，犹显倜傥。卡拉OK，撩我技痒；高歌数曲，耄耋全忘。

　　任大星当了半辈子儿童文学编辑，写了一辈子小说和童话（他还写有多部成人文学长篇）。他的文学成就不会随他而去，任何一部严肃的中国儿童文学史都不可能绕过他。我们每一位受过他提携和帮助的文学后辈，也都不会忘记他。只要儿童文学在，他就依然在。——大星永远闪耀！

　　含泪草成于9月22日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