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泛指文人书斋文化中的器物，且大多是案几间袖珍玲珑的小件物品。其物虽小，却承载、记录、传承、弘扬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功绩可谓大矣。

　　民间素有文房四宝之说：笔、墨、纸、砚。其实不然，文房的品类实在丰富多彩、满目琳琅，岂止百千之数。远在南宋赵希鹄所撰《洞天清禄集》中就列入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九项内容。然当时流行的实用和装点的文房器物远远不止这些，足见风气之盛。

　　到了明末文震亨著的《长物志》，洋洋万言的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境况，在卷七《器具》中，列入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仅仅是实用的文房用具，述其大概而未及详介。

　　此外，还记录有文房清玩雅物，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表述了大量的文房清玩、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对这些文房器物标新立异的创作，别出心裁的布置和极尽个性的刻意追慕，体现了彼时高层文人“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立异炫奇、美轮美奂的悠游心境。

　　文房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普遍钟爱，不仅是因为其有实用价值，而且作为载体，千百年来殚精竭虑的文人赋予了它丰瞻深厚的文化的、艺术的、史料的内涵。曼妙精致的文房是文人雅士的挚友和伴侣。如砚台一属，文人墨客皆宝爱有加，昵称为砚田，乃作文遣词，笔歌墨舞，是有关仕途、生计之重器。砚台或端，或歙、或红丝，或洮河，或澄泥，必先严选其质，由砚工妙构巧作，或精细入微，或浑然天成，继而选上好硬木制匣，匣上或嵌玉、或镶金，或髤漆，极尽奢华。往往又在其上赋诗题记，抒发情怀，记述故事，复有金石家镌刻上石，嵌绿填金。若是古器，则每每书画文辞，积玉缀珠，文采斐然，凭添史实，此等尤物怎不令人欢喜无尽？

　　文房者贵在有“文”，足令文人痴迷，逸事趣谈，车载船装，传颂千古。若苏东坡之好砚，米襄阳之好石，毛子晋之好古籍，毛奇龄之好印石，丁日昌之好墨，陈介祺之好吉金，汪启淑之好印谱，张鲁庵之好印泥，秦康祥之好竹雕，陆心源之好瓦甓，不胜枚举，堪称百代艺苑佳话。

　　文房种类繁多，流传有序。虽出现有早晚，成熟分先后，而至清代堪称无物不有，无饰不精，包罗万象，出人意表，蔚为大观。上下数千年的绚烂文房文化艺术，是我国独有的文化见证，艺术瑰宝，是先民中能工巧匠与文人雅士才智共融的智慧结晶，弥足珍贵。

　　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里，文房一属冷落寂寞，且一切趋于简约，甚至于无奈地归为四旧，并被打上封资修的印记，可悲可笑。好在，否极泰来，改革开放这三十余年，祥和宽容的氛围，传统文化的回归，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审美意识的提升，文房的制作和收藏日见复苏。其实用性似有减退，但是赏玩性却在递增。无论是能工巧匠还是受众都对文房器物有着求美、求巧、求别致、求个性化、求现代性的追求。

　　（本文为《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特展》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