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过年了，我不禁想起四十多年前那次除夕船运生猪的往事。

　　过去，我们嘉定黄渡公社交通运输管理站共有28条大小不一的木船，是当地与市区、各县商品物资交流的主要水上交通工具。每条船都是夫妻档，我父母使用的是一条10吨木船。那时没机动装置，船工主要靠摇橹、撑槁和拉纤，风里来雨里去，是昔日天底下最苦的打铁、撑船、磨豆腐三行当之一。一年到头四处漂泊，十分辛苦，但到春节，船只就像四处放飞的鸽子，纷纷回来过年了。当年，船工们都把单位当成大“家”。

　　我清楚记得，1969年除夕，黄渡生猪收购站有一批70头生猪，要运往北新泾一家生猪屠宰场，供应春节市场。为此，站里一位姓陆的调度员从清早就开始了“求哥哥拜姐姐”，希望船主辛苦一趟，但谁都不愿做“出头椽子”，都想过个安稳年，因为装运生猪是桩苦差事，苏州河水流急，来回碰上逆风逆水，70多里水路得要十多个小时，生猪装船后屎尿满舱，完了还要清舱“大扫除”。

　　抱着试试的希望，“旱鸭子”调度员跌跌撞撞从一尺见宽的跳板上“爬”到我家船上，跟我父亲商量：“老刘，我知道你刚回来，本该不好意思安排你，可这批猪要是运不出去，肯定要出大事体的，你就辛苦下，算帮我个忙吧。”调度员态度诚恳，可怜相十足，尴尬的笑容简直比哭还难看。父亲向来好商量，当即答应了下来：“我去”。那时我12岁，正好放寒假跟船，见父亲年三十了还要装货开船，心里一百个不开心。

　　船到生猪收购站码头，工人们早已等候在那。他们打开一扇房子中间的大门，从里面伸出一只类似滑滑梯的大木架子，只不过两边扶手要高些，中间滑道铺的是固定的白铁皮，滑道底端正好连接船舱。“准备，下来了！”随着一阵吆喝，只见一头头肥壮的活猪“从天而降”，依次顺着“滑滑梯”进入了船舱。我和两个弟弟第一次看见猪是这么装船的，都捧着肚皮大笑了起来。我最小的弟弟当时只有七岁，他拉着母亲的衣角大声嚷嚷：“妈妈，我也要滑，我也要滑。”七十头活猪，“装”船前后不到十分钟，速度之快，令人称绝。猪进入船舱后，舱底不一会儿就屎尿遍地，散发的臭味让人受不了，难怪大家都不肯装活猪。

　　当天风很大，船入苏州河后，顺风顺水，扯起风帆，每小时速度达到了七八公里。过年了，苏州河一下失去了往日的繁忙，空空荡荡，耳边听见的只是风声以及河两岸薄冰融化后发出的类似玻璃的破碎声。行进途中，船舱内突然骚动了起来，同时发出阵阵撕裂的惨叫声。突然，一头重约200来斤的大肥猪蹿到了舱板上，“扑通”一声跳入湍急冰冷的河水中。“不好！”站船头的父亲最先发现。他赶紧放下风帆，叫母亲推舵掉头，迎面追了上去。那头猪在水中只露出小半个头部，正“呼哧呼哧”向前游动着。猪也会游水啊，我心中立刻充满了好奇心。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把猪赶到了浅岸边，父亲卷起裤管，跳入水中，将猪的双耳交给母亲，让我抓住猪尾巴，然后自己站在中间托住猪身，死拽硬托将其重新“请”到船舱里。重新上路后，父亲将一把竹扫帚交到我手上，要我在舱板上面“站岗放哨”，决不能再让猪逃走。我用扫帚柄对准那头“淘气”的猪狠狠打去：“叫你坏，叫你逃，打煞侬！”真怪，那头猪见我打它，翻起猪眼乌珠朝我看了看，逃避钻到了角落里。

　　船到目的地，我看到卸猪与装猪的方式几乎一样，也是让猪乘“滑滑梯”，只不过木梯变为了铁梯，方向变成了由下而上。四五位脚穿长筒塑料雨靴，手提木棍的工人，跳入船舱后将猪群往滑梯口赶，猪乖乖地快速“列队”上岸。

　　卸完猪，清理完船舱已近正午。放空船回去逆风逆水，父亲正准备上岸拉纤。忽然，天空变脸刮起了东北风，我们回去又变成了顺风。“老天爷太帮忙了，腊月里一天变二种风向，倒是少见，这样一来回去时间可以大大提前了，忙年夜饭也不迟。”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说完，扯上风帆，坐下把着舵，嘴里不禁哼起了小曲儿。我与两个弟弟围坐船头，欣赏着两岸景色，兴高彩烈地讨论着春节时穿新衣、放鞭炮和与其他小伙伴玩的事。

　　这次运猪来回的时间，比原计划足足提前了一半。要不是碰上逃猪之事，时间还要提早。其他船老大都深感惊讶，称这样的速度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