钵扎是一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饮料，颜色深黄，气味香郁，微含酒精。这是我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得知的，我问过一位长驻土耳其的朋友，可她却说闻所未闻。我告诉她，帕慕克说钵扎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土耳其人热衷的饮品，尤其在伊斯坦布尔，总能见到那些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钵扎的小贩的身影。我当然没有喝过钵扎，也没见过它的模样，可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跳出来的却都是我们上海盛放在钵斗里的甜酒酿。

　　可以说，我最喜欢的甜品小吃就是甜酒酿了，那是用糯米酿制的。现在，有时也会喝到糯米酒，不过，听到有人说这就是甜酒酿时，我会忍不住据理力争：这是两种不能混为一谈的东西，甜酒酿是甜的，糯米酒是酸的，甜酒酿是有米粒的，可糯米酒只有液体——或许就像钵扎那样。小时候，我以为甜酒酿是可以当饭吃的，因为甜润，所以一口一口地贪吃，殊不知这是含有酒精的，吃多了脸就会红起来，脚就会打漂，然后就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小贩们在伊斯坦布尔挑担叫卖的钵扎，原本都是自己做的，而我吃过的最好的甜酒酿也是我们家里自制的。这简直就是一个热切期待中的奇迹，我外婆则是奇迹的创造者。我们围在她的身边，看她淘米，那水每过一次，浓浑的乳白色便渐次变淡；随后用铝锅煮成糯米饭，凉透后把糯米饭放入钵斗里，铺一层饭，撒一些酒曲，这是细致活，饭须铺得均匀，酒曲要撒得不多也不少；最为神秘的是，铺完后，外婆会将糯米饭压实，然后跷起手，用指头在米饭中间钻出一个孔来。最后，外婆用厚厚的棉被将钵斗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放进家里储存棉胎的大柜子里。外婆告诫我们不得打开柜子，可对我们时不时地故意蹭到柜边用力嗅鼻子却网开一面。一天半之后，隐隐约约地就有酒香味从柜子里透出来。当那用木盖盖着的钵斗最终被打开时，不消说，浓郁的已不但是甜酒酿的气味，还有滋滋泛起的快乐和喜悦了。这时，我发现外婆用手指钻出的那个孔里冒着亮晶晶的汤水，外婆说，这是最好吃的精华。

　　帕慕克在他的小说里这样生动地描写道：趴在五楼窗口的一个孩子大声叫住了卖钵扎的小贩，他把放有搪瓷罐和纸币的草篮用绳子系住从窗口慢慢荡下，那草篮的下面还拴着一只小铃铛。小贩将钵扎和该找的零钱放进草篮后，摇响铃铛，孩子便拽着绳索将草篮拉上去，有时，篮子会在风中来回摇摆，刮碰到窗户、树杈、电线、楼间的晾衣绳，就会发出和谐悦耳的铃铛声。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趴在窗口，让叫卖甜酒酿的小贩停下脚步，然后，用绳子系住竹篮往下放，竹篮里放着一只小钵斗，待小贩往里盛上甜酒酿后，也拉起绳子，在慢慢上升的过程中撒下许多的欢笑。

　　事实上，我曾问过外婆，甜酒酿与糯米酒到底有什么不同，外婆告诉我，滤掉米粒并且经过一次蒸馏才是糯米酒。所以，我想，伊斯坦布尔的钵扎应该是看不出小米的，只有清澈的液体。外婆去世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自己做过甜酒酿，如今，街上也没有挑着担子叫卖甜酒酿的人了，就算有，也无法想象装着严密防盗窗的窗口如何能悠悠荡下买东西的竹篮子。当然，超市里还是有机器制造的甜酒酿卖的，但我几乎没有买过，因为我知道有些美食并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一份记忆，一份怀念。我过些天就要去伊斯坦布尔了，我多么希望能在那些仍然铺着鹅卵石的老街里与孤独而执著的卖钵扎的小贩不期而遇，我想，那时候，有一些在生活中已然流逝的东西会依稀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