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逢春节，常见上海人到乡下过年。尽管那是个缺乏色彩的年代，人们衣着朴素，但一眼望去，那些上海人尤其女子的穿着打扮依然与众不同，那份清爽精致，那骨子里透出的优越感和话语中的嗲声嗲气，让人过目不忘，以至于后来见到的几位上海女知青，更加深了我的印象。

　　我刚上高中那年，学校里来了两名年轻女教师，是刚从农村抽调上来的上海知青。这两人看上去20多岁的样子，性格迥异，我姑且称她们一文一武。文的扎两根长辫，白白净净，戴副眼镜，秀气文静，任音乐老师；武的齐耳短发，肤色稍黑，一双杏眼目光炯炯，活跃泼辣，教体育课。当年她们投亲靠友来到距上海咫尺之地的鱼米之乡插队落户，现在又调到了城里，虽说回的不是上海，毕竟离开了面朝黄土的日子。因此，她们的脸上总是放着光彩，整日乐呵呵的。自然她们的气质和风韵也是有别于其他老师，在学校里特别显眼。文的拉得一手好风琴，学校的文艺演出，她常在台上伴奏，风度翩翩。武的打得一手好乒乓球，脖子上常挂个哨子，有时捧个篮球，和男生们混在一起打球。每每学校的运动会上，她总是唱主角，来回奔波，风头十足。我毕业时，她们仍在学校任教，后来不知是在当地成家了，还是回了上海，无从知晓。但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她们的出现，还是给小城带来了生气。

　　我的中学旁边紧靠着一座小山。课间常与同学去山上玩。有回瞧见山旁气象站院里站着一位穿运动服的姑娘，正伸腰做操，眉清目秀，丰腴曼妙，看那气质不像是本地人。后才知道，她是上海知青，暂住在气象站工作的舅舅家。说来也巧，她后来跟我父亲单位的一名男职工结了婚，据说是其舅舅做媒，她终于名正言顺地在城里落了脚。那男职工我认识，人很活络，善于交际，通过其舅舅与之相识。后来当面见过这姑娘，果然冰雪聪明。我总感到小伙子文化不高、有点油气，两人差异明显，这种搭配幸福的概率有多少？不过婚姻这东西很怪，旁人不看好，可能人家恰恰情投意合呢？

　　巧的事还有呢，我常去打酒买酱油的那家副食品商店，有次柜台上站着位新来的女售货员，说是刚抽调上来的上海知青。只见其脸如玉，身材玲珑，腰纤细，活脱脱一个林黛玉，人们的目光时不时地斜向她。那时的酒、醋、酱油等都是零拷的，放在一个个坛子里。姑娘对别人的目光熟视无睹，自顾自地从坛子里酤着酒，看似有些“高冷”。可没多久，她与同个柜台的一位退伍军人结了婚。没想到他们新婚后搬进了我们住的那幢楼，成了邻居，经常照面。后来我家搬走了，我也离开了家乡，没再见过他们。有年回家陪母亲去菜场，又碰到了那女子，虽岁月写在了脸上，但其风韵犹存。她说，儿子已在上海读大学了。话语间我听出了她的欣慰，她的血脉终又重流回到了原地。

　　我时常想，要不是命运的裹挟，这些女人们一定会是另一种生存方式。但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个体生命往往无能为力，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如飘荡的一叶扁舟，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有的可能幸运地到达了彼岸，有的可能永远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