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素以难读著称，连古文大家韩愈也曾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周诰”指《周书》中的“诰”体各篇，“殷盘”指《商书》中的《盘庚》篇（实际上也是“诰”体）。“诰”体是《尚书》最主要的文体，占了《尚书》一半左右的篇幅，所以韩愈用它来指代整个《尚书》，指出《尚书》的文风是“佶屈聱牙”，也就是文辞艰涩、读不顺口的。韩愈的这一意见，代表了人们对《尚书》文风的基本观感。

　　那么，《尚书》为什么会这么难读呢？晋代的葛洪说得很有道理：“且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抱朴子外篇·钧世》）

　　具体言之，首先是因为《尚书》产生的年代太古老，其语言不仅与我们今天的语言相去遥远，而且与秦汉以后形成的所谓“古文”也不甚相同。还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即已因《尚书》语言的古老，而对之作了一番“今译”的工作，就更不用提司马迁以后的人了。无论是字眼词汇，还是词义语意，还是语法结构，《尚书》都有上古之书的特点，与秦汉以后的“古文”不同。比如，《尚书》中有不少词汇，如“迪”、“诞”、“厥”、“攸”、“克”、“乃”、“台”、“罔”、“允”等，其意思都不同于后世“古文”中的一般用法；又如，《尚书》中许多常用的语气词，如“曰若”、“惟时”、“乃惟”等，也很少出现在后世的“古文”之中；再如，《尚书》中很少用“之”、“乎”、“者”、“也”之类虚词，使得句子的区分不是很明确，这也造成了读者断句的困难（具体例子可参见马雍《尚书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3-84页）。

　　除了语言的古老以外，《尚书》的难读，还是因为其写定的字体屡经变迁，从殷商时期类似甲骨文的字体，到西周时期类似金文的字体，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地“古文”，到秦朝的小篆和隶书，到汉朝的隶书和“隶古定”，到唐朝以后的楷书，其每一次写定字体改变的过程，都是会产生错字别字的过程。而写定字体经过几千年间的若干次变迁，《尚书》的文字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貌，这也是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的。那些在写定字体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错字别字，自然就会增加《尚书》的难读性。与秦汉及以后产生的古文献相比，这也可以说是《尚书》特有的难读之处。

　　对于古文献，尤其是对于印刷术使用以前产生的古文献来说，难以避免的版本或写本歧异问题，对于《尚书》来说无疑也是存在的；而且由于《尚书》还有特殊的“今古文”问题，所以其版本或写本的歧异问题就更形严重了。这种版本或写本的歧异问题，无疑也增加了《尚书》阅读的难度。

　　由于历史上关于《尚书》的学问一直是一门“显学”，各个学派各家学说几乎都要利用《尚书》来为自己服务，为此而不惜曲解《尚书》以迁就自己的主张，从而也同样增加了《尚书》的阅读难度。

　　正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尚书》虽经无数学者研究，却仍然还遗留有许多难解之处，让一般人望而生畏乃至却步。

　　不过，也许正因为《尚书》古奥难读，所以反而使人生出了敬畏之感，使历代文人都匍匐在其脚下，纷纷对其文风赞誉有加，而很少有人敢公然批评之。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的话，称道《尚书》“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便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像韩愈《进学解》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也只是指出《尚书》的古奥难读，而并没有批评它的意思。在若干保守文人的眼里，《尚书》的古奥难读，还成了反对明白如话文风的理由。只有像葛洪那样的另类文人，才敢大胆地挑战它的权威：“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抱朴子外篇·钧世》）

　　而客观地说，《尚书》的文风不是“为古而古”，而是因时代古老而自然形成的，故仍不失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爱奇”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