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Bolton教授以美国电力行业为案例考察了政府放松管制对公司所有权集中度，成本效率、价格、金融风险及消费者获利的各自影响。“电气化时代的发展首先是去中央化、分散化，不同市政府投资电厂电力公司，实行当地供电，背后由民营的工业电力公司自己建厂售电；再者是去监管化流程，也有新的企业进入这个流程和行业。但是到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风暴后，分散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联邦艾迪森公司当时的总裁塞米尔通过对优先股和优先债发行进行融资收购，发行了债券和股票进入公募市场，企业控制者处于高杠杆、负债和不透明的金字塔结构。经历大萧条后该公司出现的大破产情况最终致使新法规的出台，代表了监管时代的到来。”他认为，只有当监管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随后表示：“中美不同国情下，所需要的政策不同。”他对公司治理的反思和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治理的本质是制度、机制设计，或所谓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我们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则提出：“对于正常能够起作用的金融市场而言，法治是基石。首先要有独立并且中性的法庭。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事后的被动执法将丧失最优的阻吓效应。于是，在法治的社会中，就需要引入监管，即事先预防性执法。监管的定位必须是补充和完善法治系统的工具，不能取代法治的主体地位。”

　　实习生　周永媛 本报记者 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