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贤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说到上海本土戏曲，人们大多会想到沪剧、滑稽戏。而在奉贤区，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上海本土剧种：奉贤山歌剧，被称为上海的第三剧种。近日，记者采访了奉贤区南桥镇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老人。

　　80岁高龄的吴美华老人看上去精神奕奕，她演唱的山歌剧委婉动听。乍一听，山歌剧和沪剧有些相似，但老人告诉记者，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其中一些歌词的读音就是奉贤本地方言，比如书读成“旭”、侬读成“挪”。

　　山歌剧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它的前身，则是奉贤地区历史悠久的“田山歌”。清末民初在奉贤各地甚为流行，分为东乡山歌和西乡山歌。古时奉贤地区农民在田间劳作，为了缓解疲劳，经常会边干活边唱一些山歌小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而最为著名的《白杨村山歌》更是被称为唯一的汉族吴语长篇叙事诗。

　　1960年5月，奉贤县成立了市郊唯一的县级山歌剧团，吴美华老人就是首批成员之一。当时以周群、潘勇刚等为代表的一批民间艺术家致力于山歌剧的创作，逐步形成了以板腔、小调为主要表现元素，融合了舞蹈、地方方言的一种表演形式，成为了奉贤本地一种载歌载舞的独特戏曲流派。经典曲目《摸花轿》曾在上海大世界连演100余场，并灌制了3张唱片，全国发行。但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山歌剧几经沉浮，再也难现往日辉煌。

　　吴美华说，如今山歌剧作为非遗项目加以保护，但歌手数量逐渐萎缩，更为原生态的田山歌则后继无人，随着老一辈山歌手纷纷故去，这种民间艺术面临失传。为了将山歌剧传承下去，老人在南桥江山小区开班授课，山歌剧也是作为特色教育坚持多年，让这种传统艺术的传承有了一线曙光。最重要的是，山歌剧和田山歌一直在民间艺人的创作中反映世间百态、人情冷暖，这是这种艺术的生命力所在，而创作力量的缺失是目前奉贤山歌艺术面临的最大挑战。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

　　宝山

　　罗泾十字挑花传承人陈育娥

　　从“压箱底”嫁妆到走出国门

　　前不久举行的端午宝山民俗文化节罗泾系列展演活动中，罗泾十字挑花实物展成了姑娘们最挪不开眼睛的项目。色彩艳丽的小饰品，带有独特的传统文化气息，令人爱不释手。

　　“十字挑花”是将花纹挑于小件衣饰之上，这些衣饰皆为土布所制成，主要有“兜头手巾”“系身钩”“肚兜”“布裙”……作为全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罗泾十字挑花距今有300多年历史，却一度濒临失传之虞，年轻一代中会挑花的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可能源于妇女地位显著提高，不再囿于家庭一席小天地，因此会不会挑花，也不再是判断一个 “巧媳妇”的硬指标。

　　自元代开始，因黄道婆的传授，罗泾广种棉花，民皆纺织，并以土布制成衣饰。为防晒、防风，妇女在劳动中用“头巾兜头”来保护自己，称为“兜头手巾”，开始实际上是劳动防护用品，有爱美女子就在“兜头手巾”上配以花纹，先以颜色涂鸦，又以色线“游花样”，后随布之“势流”挑十字形成图案，逐步创造出罗泾特有的“十字挑花”。

　　今年70岁的陈育娥是罗泾“十字挑花”的非遗传承人。她自小跟随外婆学习十字挑花，已有50多年时间习艺。“过去会不会挑花是判断一个‘巧媳妇’的硬指标，嫁妆里没有挑过花的头巾和围兜是要被笑话的。”陈育娥向记者展示了几幅作品并介绍说，罗泾“十字挑花”看似简单，实际却要求颇高，因为既要正面全部用十字形成花样，又要求反面形成“均匀点状”，不可混乱。十字挑花正面与背面要求一致。基本针法有“行针”“绞针”和“蛇脱壳”等，经过长期实践和发展，其图案已形成了独特的表现方式，有“蝴蝶花”“鸟花”“荷花”“腰菱花”“柏枝花”“八角花”“一根草”“攀藤花”“瓶花”等数十种独立纹样，这些纹样都来源于日常生活，构成整体图案的元素。

　　在非遗民俗文化长卷里，如何点亮非遗文化传承的火种？据悉，罗泾镇每年投入数万元保护十字挑花，2008年还成立了工作室，为老艺人提供活动场所，开展交流活动。此外，罗泾社区学校也开办了“十字挑花”工作室，吸收了一批年轻妇女在此学习和实践。今年9月，罗泾“十字挑花”还将走出国界，跟随“上海之帆”一带一路文化经贸交流巡展团出访立陶宛等国家。经过精心挑选，最终香囊系列、童趣系列等作品将作为首批走向国际的展品。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金山

　　木船制作传承人姜品云 “造船史也是一部渔村变迁史”

　　初夏，“上海最后的渔村”金山嘴渔村迎旅游旺季，观海景、听海涛、品海鲜，游客络绎不绝。如果来了老街，别忘到渔具馆转一转，追溯澎湃千年的海渔文化。

　　眼前这艘2米长、0.45米宽的舢舨船模，就是渔具馆的“镇馆之宝”。高耸的桅杆篷帆、平整的甲板船舱，还有细长的头龙篙，虽然大小只有捕鱼舢舨的十分之一，但结构、配件却别无二致。制作这艘舢舨船的姜品云，是“渔村最后的造船大师”。

　　从撑开小竹排、小划子赶海，到乘上木帆船、舢板船捕鱼，渔村的造船史也是渔业的变迁史。60年前，14岁的姜品云初学修船，接触的多是十余米长的小舢舨，干些打打油灰，抹抹桐油的零活。

　　上世纪70年代起，渔业资源丰富，逐渐涉足远洋生产。1976年，姜品云和他的师傅们，造出了上海郊区第一艘机帆船，船长31米、宽度6米、吃水2.5米，载重量达60吨，配上150匹马力的发动机，是东海渔场中有名的带头船。造船，关乎整个渔村安危，姜品云手脚勤快，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被称为“云师傅”，担任造船厂厂长。

　　然而，时代变迁，渔村从全民出海、鱼虾满仓的风光，到渔业萎缩、无鱼可捕的尴尬，越来越多渔民“上岸”，造船厂也在2000年关闭。如今整个渔村，会打木船的就只剩下姜品云一人。

　　眼见渔船逐渐消失，古稀之年的“云师傅”倍感心酸，他想为渔村留下记忆。于是，几年前他买回木材，拾起斧头、锯子、凿子，翻开多年前造舢舨船的图纸，用模型方式还原一艘舢舨船：从龙骨开始，刨锯拼接两侧船体，再造船头船尾，立起主桅，撑起风帆，还在船艄安装舵杆……

　　目前，云师傅共打了7艘船模，其中一艘还是受上海博物馆之邀制作。2014年，木船模型制作技艺入选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仍面临失传的危险，“云师傅”希望找到年轻人，将渔民“赶海梦”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范洁

　　崇明

　　灶花传承人黄汉生 “灶头没了，希望灶花能留住乡愁”

　　在崇明区向化镇，今年63岁的黄汉生是远近闻名的崇明灶花非遗传人。画了40多年的灶花，灶头是他的画板、锅底灰是他的颜料，妙笔生花中，花鸟鱼虫就活灵活现地来到了乡间的灶台上。如今，随着农村快速城镇化，烧柴火的灶头被液化气灶代替，灶花也淡出了崇明人的日常生活，走进了博物馆，灶花技艺却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 

　　“灶头没了，希望灶花能留住乡愁”，这句话黄汉生经常挂在嘴边。大灶台的饭菜香，是崇明人的集体记忆。每当炊烟从农家的柴火灶头里飘逸而出，深褐色的棉花秸杆在红红的灶膛里劈啪作响，饭香便溢满了整间屋子。灶花就生长在这样接地气的饮食文化中，黄汉生回忆道，小时候家里做饭的灶台怕烧火时秸秆烟灰从灶口飞落到灶台的镬子或灶台上的盆碗内，所以都在灶台与灶口间砌一垛高墙加以遮挡，墙面空着不好看，所以每户人家都会在砌灶的时候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的图案作为装饰，这画就叫灶花。

　　旧时，农村对灶台十分重视，“谁家灶头没有灶花会鄙夷为‘光头灶’，传说这种‘豆腐灶’会惹灶君老爷生气”，而好的灶花会一直保留，就是灶头老化了主人家也不让拆，几经修缮翻建也要保留灶壁上的灶花图画。黄汉生从小就喜欢画画，乡村里的小伙伴一起随便“涂两笔”，就他画的飞鸟和花草最像。很快，年纪轻轻的黄汉生就成了向化镇远近闻名的灶花画师。最忙的时候，附近人家排着队请他去家里画灶花。

　　如今，黄汉生的头衔有很多：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员、上海市市级灶花代表性传承人、崇明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上海崇明灶文化研究会理事。但黄汉生最重视的，是向化镇向化小学的课外辅导员身份。他经常来到小朋友中间，向该校灶花社团的孩子们传授灶花技艺。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学习画灶花，让崇明灶花艺术得以推广和传承。本报记者 程绩 

　　鸟哨传承人金伟国 “担心没人学‘鸟哨’，更怕学了去干‘坏事’”

　　6月，崇明东滩湿地一派绿意盎然，清晨，57岁的金伟国蹬着套鞋、戴着袖套，专注地盯着不远处的一群大滨鹬，嘴上叼着竹哨。正是鸻鹬类鸟过境的高峰，这些从大洋洲远道而来的“客人”，将在东滩湿地停留到初夏，再继续北飞。

　　金伟国的哨声突然响起，时而悠长时而急促，大滨鹬以为听到了同伴的呼唤，霎那间，老金拉动早已铺好的鸟网绳将它们捕获，带回去给保护区工作人员作环志后再放飞。

　　每天，金伟国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捕获几十至上百只不同品种的鸟，他的鸟哨绝技，在2007年被列入上海市非遗项目，他是理所当然的传承人。

　　1960年，金伟国出生在崇明岛东端的陈家镇八滧村，距离金家西南方向不足千米就是长江入海口。一直以来，崇明东滩都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的重要驿站。每年秋冬季会有雁鸭类候鸟成群结队从北方远道而来；7月到9月则是完成繁殖的候鸟朝南飞的季节；3月到5月，鸻鹬类候鸟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北迁。

　　陈家镇的人从小看着候鸟长大，“鸟哨”发源于此再自然不过。“鸟哨”从最初用来捕鸟到现在用来护鸟，金伟国也从一个捕鸟人转变成一名坚定的“护鸟人”。

　　“这么多年下来，我一共也就用了两三只哨子，却可以模仿30多种鸟类的叫声，黑脸琵鹭、鸻鹬、小天鹅等鸟儿，光听叫声，我就能分辨出来。”仔细观察金伟国的鸟哨，半截竹管镶上黄豆大小的铜片，结构并不复杂。12岁那年，金伟国开始跟父亲学习吹鸟哨，用网捕鸟。为了学习鸟语，父亲带他一起去“跑滩”，熟悉各种鸟的不同叫声。“卖鸟的价钱随行就市，一般是20-30元一斤。”过去，这是陈家镇习以为常的谋生方式。1998年东滩鸟类保护区成立，私下捕鸟就成了违法，金伟国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猎户”身份。

　　金伟国已经57岁，他说会一直将鸟哨吹到退休那天，然而这个特殊的“非遗”正面临失传，“我最担心的不是鸟哨没人学，而是怕有的人学了不用在正道上”。 本报记者 程绩 

　　松江

　　十锦细锣鼓传承人张洪生

　　“一脉单传”两度陷失传险境

　　6月8日，松江泗泾镇马家厅堂戏台上，张洪生先将双手举过头顶，示意乐手们准备，伴随钹打出一声“嚓”，十锦细锣鼓演奏正式开始，锣、鼓、钹、阮、二胡、三弦、琵琶等乐器同时响起。

　　每曲奏毕，台下掌声不断。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表演者或满头银发，或两鬓染霜。非遗传承人张洪生坦言，目前演奏十锦细锣鼓仅16人，最年长的已经86岁：“70岁以上的几位演奏者，有些已经眼花耳聋，仅凭一腔热情支撑。”

　　十锦细锣鼓，源自昆曲过场音乐，后来逐渐脱离去掉唱词，成为纯粹的器乐音乐。至今尚存的“阳春堂”，始于清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是松江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吹打班，艺人吹、拉、弹、打、唱样样精通，擅长京、昆等戏曲，大多数戏曲功底深厚，演奏水平高超。

　　然而，十锦细锣鼓曾两次遭遇失传险境。据载，民国时期泗泾镇演奏过，此后一度绝响。直至1986年，全国开展民间文艺普查，在老艺人姚伯华家中，发现一叠叠纸张发黄、斑驳脱落、边角磨损的《曲海如山》手抄曲谱，注为清光绪十三年（1888年），写有“十锦”字样。专家鉴定、翻成简谱，一支十锦细锣鼓联合演奏队组建，在前辈指导下，张洪生等人改良乐器，于1989年上海民间音乐展示会公开演奏，重现光辉。

　　然而，由于多重原因，此后张洪生等人又将十锦细锣鼓搁置了，这一放就是20年，又到失传边缘。2007年，十锦细锣鼓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9年又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再次重视，重新排练。

　　现在，张洪生等人培养出三名第七代传承人，但他们对这项非遗的未来仍然担忧。“现在，十锦细锣鼓可谓一脉单传，要想让它继续传承下去，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参与。”

　　通讯员 乔进礼 本报记者 范洁 

　　嘉定

　　小青龙传承人奚松林

　　期待年轻人舞起“小青龙”

　　乡野田头，客堂宅前，一条青龙起伏舞动，双目炯然有神，口含一颗红珠，龙须随风轻摆，嘉定菊园新区“小青龙舞龙会”送来吉祥寓意。

　　作为传统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风靡各地。不过，与常见金黄、赤红等浓墨重彩的配色不同，“菊园小青龙”身披青色土布制成的龙衣，看上去素雅而质朴，与身着艳丽外衫的舞龙师们鲜明对比，相映成趣。

　　“小青龙”历史悠久，源起清朝末年，最初是嘉定东门的一支龙舟队。当时，有位蒲姓老夫人酷爱观赛，每逢开赛定去庙里祈福，后来她身染重病，无法出门观看河里的龙舟赛，其子便请人扎出一条地上的“小青龙”，通过表演以博母笑，尽份孝心，舞龙随之在嘉定流行。

　　“最多的时候，一个村就有10条龙！”老人回忆，当时舞龙仪式颇为讲究，以旌旗、锣鼓为先导，请出龙身接上龙头、龙尾，举行点睛仪式，乡民们则会准备好喜俸，在家门口迎接。嘉定“小青龙”还独创了龙摆尾、蛟龙漫游、头尾齐钻、龙头钻档子等动作，活灵活现、深受喜爱。

　　然而，伴随娱乐活动丰富，舞龙已经不再稀奇，观众市场逐渐萎缩。目前，整个菊园新区只有两条龙，舞龙人的平均年龄也在65岁以上。同时，小青龙的制作纯手工、技艺繁、耗时长，更加处于后继无人的濒危状态，亟待保护。

　　“经济效益低，以竹编为生的手工艺人凤毛麟角。”非遗传承人奚松林边比划边介绍，要先将蔑竹洗净、晒干、劈开，编成7个椭圆形筒，在各边糊上透明油纸，拼接即成龙身，龙头、龙尾则凸显个性和创意，最后用青布将头、身、尾连结。“完成一条龙，通常需要七八个人，耗时半个多月。”

　　“进校园、进社区多是展示表演，很难深入体验实践。”不过，令奚松林惊喜的是，近期菊园新区计划与上海工艺美院合作，组建“小青龙舞龙会”大学生社团，邀请“老法师”授课，传承扎龙、舞龙等记忆中的民俗。

　　本报记者 范洁 

　　浦东

　　哭丧哭嫁歌传承人唐秀华

　　时代变迁，还能传唱多少年

　　杆秤制作、爆米花、灶花、醉蟛蜞、芦苇编织、土布编织……在浦东新区书院镇“非遗保护日”展示活动中，人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在都市中已经久违了的物件和手艺。这些由书院挖掘和申报的28项市、区、镇级非遗展示了南汇沿海地区许多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历史传承，其中不乏因为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而日渐式微乃至面临失传的绝活。

　　66岁的哭丧哭嫁歌传承人唐秀华就告诉记者，据查，南汇哭歌是汉族地区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哭歌，然而母亲那辈人耳熟能详的南汇哭歌如今已少有人会唱，连她这位传承人出嫁和嫁女儿的时候也没有机会唱哭嫁歌，看来，哭嫁歌很快就要濒临失传了。

　　唐秀华是一位退休英语教师，在1994年之前，她也并没有唱过哭嫁歌。一直到那时公公去世，作为长媳的她需要按照书院当地习俗，举办俗称为“开大门”的祭奠仪式，她才临时抱佛脚，一边听母亲唱，一边拿笔纸记录歌词，这才学会了哭丧歌。

　　唐秀华说，学哭丧哭嫁歌其实不难，一来两者曲调是相同的，比较简单，二来歌词都来源于实际生活和真情实感，平时虽然自己没有特意学习，但母亲毕竟是这项非遗的第一代传承人，耳濡目染，也算是有所积累。不过，她后来跟随母亲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要想唱得好，其实还是要花些心思、有点功底的。

　　唐秀华的母亲张凤仙也是阴错阳差学会的这门技艺。年轻时，张凤仙和许多南汇沿海地区的妇女一样，到上海市区的袜厂打工，一边工作，一边从其他“摇袜姑娘”的随口哼唱中听会了哭丧哭嫁歌，大家经常一边摇袜一边哼唱，给枯燥的工作带来一些调剂。张凤仙对于唱词特别讲究，所以，后来逐渐成了代表性的人物，经常有人遇到家里需要办婚丧喜事时前来讨教。2007年，浦东哭嫁歌参加中国原生民歌大赛获优秀传承奖，并入选上海市首批非遗名录，张凤仙也成为市级传承人。

　　唐秀华常利用看望母亲的机会讨教。母亲信口拈来，女儿随后拿起笔纸仔细记录。张凤仙两年前已经去世，唐秀华如今翻阅资料，看到那些记录在练习簿、信纸、广告纸反面等各种纸张上的歌词，总会想起那些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倍感温馨。

　　不过，她也有个遗憾，因为哭嫁歌需要母女对唱，而自己在出嫁时还不会唱，自己的女儿也不会唱，所以，在她自己以及女儿出嫁时，都没唱过哭嫁歌。她和老一辈人都知道，南汇穷苦人家借哭歌来感叹苦难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特别是西式婚礼的盛行，以后，哭嫁歌将越来越没有实用性。或许，哭丧歌还会流传于一些专门提供丧葬服务的班子中，但像她那样单纯为亲朋好友哭丧的歌者也将日益稀少。

　　本报记者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