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参加完高考的学子、考生家长总算能轻松些了，看到朋友圈里年轻朋友纷纷晒着PS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我翻出了自己那张编号136511如假包换的准考证，思绪万千。

　　40年前的冬天，我中学毕业分配到崇明岛跃进农场机耕连已经一年多了。一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早早回到寝室，爬上上铺床早早地入睡了。蒙眬中听到广播站正反复播送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啊！原来是停顿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了。此时距离正式考试的日子只有两个月，我还是决定报名试一试。

　　因为白天要继续在食堂充任“伙头军”，复习时间只能放在晚上。在既没有辅导老师又没有复习提纲的情况下，只得依靠中学读书时保存下来的教科书和父母寄来的自学教材。这时又恰逢冬季开河，好在食堂的工作是每天将饭菜运送到开河工地。那天深夜，食堂主任带我为正在工地加班的驾驶员运送完馒头等点心后让我去驾驶员临时休息处休息，那是一个类似战场上“猫耳洞”的掩体旁，我顾不得阴冷潮湿，和衣躺了进去。遥望着头顶上满天星斗，又开始背诵起名词解释、数学公式。令我感动的是，临近高考前一个星期，连队里的医生突然悄悄把我叫到医务室，将一张写有“全休三天”的病假条塞到我手中……

　　1977年12月11日，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众多考生如赶集般搭乘着卡车、拖拉机、牛车，或骑着自行车从各自的连队向考场所在地——农场职工子弟学校进发。正式开考的铃声响起后，我迅速埋头在语文试卷上撰写起作文《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

　　次年2月下旬，高考的结果终于揭晓。场部广播站播送着录取者名单。我竖长耳朵却始终没听到自己的名字。和那些急于想通过高考“逃离”农场的老职工相比，我情绪上倒也很坦然。谁知，第二天上午，我突然听到连部办公室里有人大声朝我呼喊：“刘翔，你考取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机耕连支部书记急匆匆走到我的身旁，把一份中专学校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给我。

　　原来，因我自不量力，大胆地把这年高考最为热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作为自己报考的第一志愿。那时恢复招生的高校原本就不多，我这个“小三届”根本不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老三届”的对手，最终因离高校录取分数线几分之差，被调剂录取到中专，但这绝对也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了。殊不知，全国有570万名考生报名参考，包括大中专在内的录取率仅为4.7%。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疯狂地奔向寝室，拿起一个热水瓶向窗外的田野狠狠扔去，为我的录取、为高考制度的恢复，砸响欢庆的“礼炮”。

　　当晚，我掏出身上所有钱款，请同寝室兄弟欢聚，不擅喝酒的我，端着斟满崇明老白酒的搪瓷茶缸，大口大口干了一杯又一杯。这晚我醉了，醉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