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故宫档案

　　2002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上任不到一个月，历经600年风雨坎坷的故宫，开始了整体大修。工程计划从2002年延续至2020年，总投资约19亿元。翌年，同时身兼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欣淼首次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正是“故宫学”这三个字，使我想起了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

　　1924年岁末，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后，由当时的社会名流组成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陈垣名列其中。第二年，即由这个委员会筹立故宫博物院，意在清点、保护和管理故宫中的国宝。很显然，筹立故宫博物院，意味着大量故宫文物将不再为清廷皇室所有。

　　这一举措遭到一些清室遗老的极力反对。他们多方串联，千方百计想推翻故宫博物院。1926年3月，北洋军阀在清室遗老唆使下，以政治压力接收故宫。此时陈垣毅然站出来，带领博物院数十名全体员工进行抵制。同时又成立了一个以社会名流组成的维持会，由陈垣代表旧委员会与北洋政府接收者进行谈判交涉，提出三点要求，大意为：一、故宫文物不能还给溥仪；二、故宫文物不能变卖；三、故宫文物不能毁损。陈垣还提出，对故宫文物必须逐件点交，登记造册。他明白，在政局动荡的年代，这些珍贵文物一旦从故宫流失，很难追还，而且还可能会被携出海外。但他的合理要求和建议却遭到对方反对。陈垣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最后竟被伪宪兵司令部逮捕。

　　这样的逮捕毕竟缺失底气，加之外界营救陈垣的呼声很高，伪宪兵司令部不久后只得将他释放。想不到陈垣偏不走，他质询伪宪兵司令部为何逮捕他，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对方干脆将他押送回家，将他监禁在家里。就在这遭软禁的日子里，陈垣依然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完成了著名的《二十史朔闰表》的写作。

　　陈垣除了在半个多世纪前倾尽全力保护故宫文物外，更用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抢救着同样弥足珍贵的故宫档案史料。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曾将原清政府军机处档案随意搬移，缺失保管，十余年来，这些珍贵档案受到严重毁损。直到1929年，许世英出任北洋政府总理，陈垣因为和许世英是旧识，终于得以向许世英直言抢救这批故宫档案事，提出移交故宫博物院。许世英表示同意，要求陈垣写份公函上来。出生于1907年，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工读学生、后来成为知名金石文物和清代档案专家的单士元，也曾是筹立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年轻员工。他回忆说，“给旧国务院的公函，当时说是由援师（陈垣字援师）来起草，我虽未亲阅援师手书，但从文字观之，非有学识者不能写出那样文字。当日援师曾命我还有其他一二人，至集灵囿（集灵囿原坐落在琼岛御河桥下，中南海西四所之东，后改建成大楼——引者）交给负责管理此项档案和图书的朱师辙先生。朱先生字少滨，亦是一位读书人，曾参加《清史稿·艺文志》的撰述。朱先生接到公函，朗读一通，拍案赞许。军机处档案就是在这时又回到故宫，庋藏于故宫所属大高玄殿中，这批档案才得以保存下来，它现在已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重要的历史档案。”单先生由衷地说，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援师是有大功的人”。

　　下面即是以故宫博物院名义写给北洋政府要求收回军机处档案，并为朱师辙先生读罢“拍案赞许”的公函：

　　迳启者：本院组织内分古物、图书二馆，图书馆又分图书、文献二部，所藏悉为有清一代史料。除实录、起居注等已纂有成书，尚堪检阅外，余如硃批谕旨，留中奏折，皆散佚零篇，搜讨不便，加以年代久远，尘封积寸，狼藉异常，非予清厘，恐终废弃。曩者，内阁旧档，当局曾以贱值出售纸商，麻袋八千，易钞半数，不俟秦火，已沦劫灰。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拟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臁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用垂不朽。唯本院所存史料，尚虞不足，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军事机密，胥具于是。今境迁事过，无所忌讳，是宜公表于世，以资考证。且此项文件，与宫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注之一档分藏两处，或两种记载，互相发明，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亦宜汇聚一处，加以整理。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敕成书，方能流布，其以散佚传者，未之前闻，即已有成书，如唐廿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除顺宗一朝外，至明多已不传。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如元丰广案，嘉祐御史台记五十卷，国朝会要决类五百八十八卷，至明朝亦已不传，元代史料，已见于明文渊阁书目，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太常集礼稿百册，大元通利四十五册，至清初亦已不传，以此类推，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莫及。查德法各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均移存文献馆，以为编纂国史之用。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一面分类陈列，并可勒成专书，一举两得，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徒供蠹鱼终归湮没也。又集灵囿图书室所藏书笈，内多有关清代掌故，兹拟照松坡图书馆前例，请将该项书笈同时拨本院图书馆，俾供众览，并供编纂参考之用。贵总理阐扬文化，素具热心，故宫博物院之成，亦素蒙赞助。倘清代史料得藉此编制成巨帙，传示将来，岂惟本院之幸，亦国家之盛业也。特此函乞，准予施行，实纫公谊。此上国务总理。

　　这份公函语辞殷殷，切中肯綮；为抢救祖国珍贵档案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除着力抢救故宫档案，陈垣还重视抢救散失在民间的重要历史档案。北大教员伦哲如曾在琉璃厂买到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档案多册，大部分为电报，史料价值极高，其中就有上海“苏报案”档案。1933年前后，陈垣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动伦哲如，将端方档案以九百银圆转让给故宫文献馆。这批档案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重要馆藏之一。去伦哲如家搬运这批档案时，陈垣曾带单士元一起前往办理手续。单士元深有感触地说：“当日援师若不注意及此，收入公家，则这批档案，亦早已湮没无闻了。”后来单士元也开始留意抢救流落民间的清代档案，曾经“从清代大官升允后人家补购端方的文件两柳条包，用银二十元。无前者我亦不识后者，回忆此事，益感援师对史学界的贡献之大”。

　　启功先生也曾经回忆说，陈垣先生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要对相关问题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察”。还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启功先生的回忆，其实正折射出了陈垣先生的“档案意识”。

　　如今，随着“故宫学”的兴起以及故宫历史与文献研究的逐步深入，作为后人，不应忘却前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念于斯，我们应该铭记这四个字：毋忘陈垣！

　　（摘自《晚清民国谈逸录》学林出版社201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