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城中的半山坡，正是黄昏，一只灰褐色鸽子，眨着炯炯有神的目光，翅膀扑簌簌的，轻盈地停在石檐上，黄昏光芒里，它的羽毛泛着丝绒般的光泽；远处，红黄相间的屋顶，教堂的尖顶涂上光晕，遥迢的蓝色，是海天一色的远方。

　　这是2016年12月的一天，我在爱沙尼亚塔林的半山坡，冻得骨头咯咯响，哈一口气，看见白色的气息与寒冷舞蹈，冷，让人格外敏感也分外饥渴，我回头，眼前一个窗户，鹅黄色的灯光漫漫地洒出来，温柔地缠绵地印在石子地上，泛着好看的金色；白色的窗棂有些陈旧，斑斑驳驳，然后，我看见那整面橡红色的墙上，认认真真写着几个字：“The times we had”(我们共度的时光)。

　　愣住了，我，然后，眼眶就突然湿了。心底的声音，被轻轻叩击。一下，一下，一下。

　　以前读王蒙老师的《青春万岁》，那些浓郁的排比句曾让人如此汹涌澎湃、热气腾腾：“来吧，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此刻，读着“The times we had”，才忧伤地发现，所有来的日子，正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回，像退潮的海水，淡淡而去。

　　“时间的维度被打破了，我们只能在时间的碎片中爱和思考，每一个时间的碎片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在瞬间消失。”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如果是冬夜，一个旅人》写道。

　　细数这些年我的时光，过得从容的，都是与我写作有关的，她是我的良辰美景。

　　1984年6月，《希望》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我爱阳光》，那是我第一篇小说，写了一个女兵的故事；1994年，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我们的世界》（导演石晓华，20集，我编了其中的五集，主演薛淑杰、崔杰）在福建电视台播出，那是我第一次写电视剧；1995年，我的第一部电影《青春作证》（导演徐耿，主演李亚鹏）公映，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三孝口的电影院还做了一场首映礼……时间回到现在，零零碎碎写下来，也有30多年，累加起来，3部电影、23部长篇电视剧、5部电视电影、6部长篇小说、5部散文集……共计800万字的作品。

　　很多文字在今天都没了印迹，属于稍纵即逝的东西，可见我的刻苦很多是浪费了；有一些的作品吧，有了反响，如今也常常被人提起，荧屏上每年都会遇见，这样的时候，我会难为情地站在角落里看，惊讶自己，曾经如此疯狂。

　　写作一直是我的热爱，我忠贞不二的情人，可以跟自己对话的爱人。我喜欢写作，飞机上的小桌板，双手啪啦啪啦打字，还要为防止边上人偷窥，我故意将字号调到小五号；火车上，我喜欢双膝弯起，然后顶着电脑，一泻千里地写，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写得过分投入以至于误了下车；我喜欢在乌烟瘴气、人声鼎沸的咖啡馆里写作，累了听老板八卦、并且享用八折的咖啡人生；我更喜欢边走边写，在简·奥斯汀的故居、在小津安二郎的镰仓，在很多大家的写作之地，寻找他们的足迹，沾取大师的灵气……

　　当然，还有我家里的餐桌。是，我一直没有自己的书桌，也就是说，我一直在餐桌上写字，餐桌上写作，告诉我，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常常提醒自己，要像拿筷子一样拿好自己的笔。

　　很久的时候，每天早晨写，五点或者六点；现在正常点，就是每天有时间就写，雷打不动4个小时写作，年中无休。

　　因为我深知自己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缺少扎实的理论功底，所以，我就得加倍地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写。好在我够刻苦，又常常把深入生活当作职业修养与必备功课，所以这些年来，依旧激情满满，一写起来就像打了鸡血。

　　正因为我不够高大上，所以我就成了非常刻苦自律的人，我那么敏感、多情，想入非非，这给我创作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而现实生活里的脚踏实地与努力用功，让我懂得笨鸟先飞的规律，也因此，本分地笨拙地奋斗着，顺着道路，一小口一小口地写着，天道酬勤，社会与观众，回馈我鼓励和希望。

　　所以，当要出版《这一瞬间如此美好——王丽萍作品评论集》时，我会把她当成一份意外的礼物。这本书，就是一个奖赏，从老师朋友同行的认可里，再拾自信与力量，也从自己作品的点点滴滴里，总结得与失，如果有些东西可以给年轻作者一些经验，也算是有意义吧？

　　2016年10月的一天，我在陕西西安皇甫村，在柳青《创业史》梁生宝原型70岁的侄儿的陪同下，去了柳青住了14年的地方，看着那里的一草一木，觉得写字的人都有一些些共鸣的东西，那，就是：书写美好的时光。

　　秉着这个信念，相信所有的文字，在某年某月都会成为“The times we had”。

　　而这一切，感恩赐予我灵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