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嘉定采访全国象棋甲级联赛，因为收工早，迅速撤离把家还，地铁站下，时间不过四点半，便拐进书店，东张西望，忽然从书架上发现一套《余振翻译文集》，是2014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定价将近五百，很贵，买不起！但是我还是拿出手机拍了两张书影。

　　余振先生，以翻译俄苏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闻名于世。而他的本名李毓珍，知道的人要少得多，说起来李先生是我们辞海的老前辈，他是《辞海》语词分册的主编。改革开放后任教于华东师大中文系。

　　屈指算来，我和李毓珍先生仅有三面之交。头一次是李先生的《棋经十三篇校注》出版后，他特地来辞书社送一本书给我的师父张成濂老师（前两年也过世了，我刚好出差，只能发一条微博表示悼念），张老师是《围棋词典》的责编之一，李先生只是走进我们文艺编辑室，和张老师聊了几句便告辞了，这书说实话张老师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毕竟签了他上款，我虽然艳羡却也没好意思跟师父讨。

　　此后机缘凑巧让我有了登门求书的机会，那是我自告奋勇替我的恩师赵之云给李先生捎信，他俩是围棋史研究的知音，而李家和我家相距不远，我自然乐意跑腿。和李先生可谓一见如故，因为围棋史研究过于小众，见我这个后生尚可勉强做个谈话的对手，李先生自然要勉励一番，临别时如我所愿地得到了他的签名本，这个签名本李先生没有具名，只是写了“校注者”；而书上留有一些李先生细致校改的字迹。老辈学人的风范，晚辈望尘莫及。

　　过不几日，在单位的楼梯口又遇见李先生，话没聊几句，只记得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说：“你一定要读我的书！”虽然我终于还是没有成为棋史学者，而是三十年如一日地“总在编”，但李先生的书我是真的拜读了。

　　二十一年前的八月七日，李先生（享年八十八岁）和我的恩师赵之云（享年五十五岁）这对忘年知音，竟然在同一日与世长辞，今日思之，仍感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