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钱谷融先生的名字，是在1983年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当时学术界有“南钱北王”一说，“南钱”指的是钱谷融先生，“北王”指的则是北大的王瑶先生。这两位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意义，已得到广泛承认。不久，在冉忆桥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冉忆桥老师告诉我们写论文要引用经典作家的观点。她举例提到，钱谷融先生的观点就是经典作家的观点。冉老师确实经常引用钱先生的观点，引用最多的自然是《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里的话。冉忆桥老师也告诉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当中，施蛰存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史存直先生，可以称为“先生”。我们自然能听出这句话的分量。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先生”是鲁迅先生的专用名词。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有钱先生的多位弟子，他们有的刚毕业留校任教。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和相关选修课的，是许子东和王晓明，他们是钱先生的研究生。关于钱先生的很多观点，很多细节，我们从这些老师那里知道不少。钱先生的另一位弟子殷国明，就在我们班上实习，他上来就介绍自己是钱先生的弟子。钱先生的另一位有名的弟子李劼，当时还在读研究生，更是言必提到钱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李劼的硕士论文就叫《“文学是人学”新论》。龙生九子，各不相同。钱门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

　　钱先生本人，我们只能在一些学术讲座上遇到。不过，钱先生从来不讲，都是陪着别人来讲。他甚至懒得坐到讲台上，而是和学生一起坐在下面。钱先生曾陪着王瑶先生来华东师大讲课。徐中玉先生也曾陪着李泽厚先生来华东师大讲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能领全国风气之先，徐先生和钱先生无疑起了极大作用。某种意义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钱先生和徐先生，已经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象征。

　　大约在2010年，有一次我去华东师大讲课，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谭帆教授约徐中玉先生和齐森华先生一起小聚，谭帆教授说，钱先生知道我回师大了，本来也要来的，临时有事来不了，托他问个好。我自然感动不已。2013年夏，我去杭州讲课，路过华东师大，在逸夫楼下的咖啡馆里，有幸与钱先生闲聊，并合影留念。别人介绍说，这是李洱，他说知道知道，我们师大的学生。当时，有不少人看到钱先生，都过来与钱先生合影。钱先生手拄拐杖，来者不拒。我还记得钱先生当时的眼睛。年过九旬的老人，眼睛还那么明亮，还那么灵动，能随时观察到周遭的一切动静，让我着实暗暗吃惊。

　　2016年11月，钱先生来北京出席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我去看望过他，并陪他吃了两次工作餐。有一次，南帆、吴俊、杨扬和我，陪着钱先生在餐厅吃饭，我发现钱先生只吃肉，不吃青菜，钱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青菜嚼不动。钱先生嚼不动青菜，却能嚼得动烤鸭和酱鸭，令我们感到惊奇。晚上我送了几盒茶叶给钱先生品尝，杨扬在旁边说，这是好茶啊。钱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不是好茶，明天早上喝了就知道了。”算下来，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两次近距离接触。

　　众所周知，在现代作家中，钱先生最喜欢的是鲁迅和周作人，手不释卷的是《世说新语》。钱先生本人写得很少，著作等脚，但这双脚走出来的路，却是一条与当代中国文人不一样的路。众人皆看到了钱先生的散淡，钱先生本人也常自称“懒惰”，但我常常觉得，这“散淡”和“懒惰”中，或有深意存焉，不然，他的文章不会写得那么好。钱先生早年曾著有一篇散文《桥》，据说那只是他二十岁出头时写的一篇作文。我至今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听格非讲过大意：人们都说要到河的对岸去，但“我”却认为，没必要过去，那边风景跟这边是一样的，看了这边，也就可以知道那边了。不过，不久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钱先生关于“桥”还有另一种说法。钱先生认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千古的悲剧，就是因为缺少了一座桥。钱先生无疑是有大智慧的人，这大智慧中，怎能少得了对人生苦况的深刻理解。认为千古悲剧是缺少一座桥的钱先生，在他的晚年何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座桥，试图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学，好走出那千古悲剧？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日。作为一个在现代文学馆工作的人，我或许也应该顺便提到，这一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竣工典礼的日子。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很关心，也是现代文学馆的学术顾问。在我替中国现代文学馆起草的唁电中说：“钱谷融先生，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文学教育家，他杰出的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赢得了荣誉。钱谷融先生，生前是传奇，身后是传说。”我想，了解钱谷融先生的人，或许都认可这个说法。

　　一个传奇，一个留下传说的人，注定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