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裔英国籍导演帕维乌·帕夫利克夫斯基的新片《冷战》，或许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中，受瞩目程度仅次于《小偷家族》的影片吧。本片在上个月刚刚闭幕的戛纳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导演奖，八零后女演员乔安娜·库里格被盛赞为“年轻版的让娜·莫罗和欧洲版的詹妮弗·劳伦斯”（前者斩获1960年戛纳影后，后者斩获2012年奥斯卡影后）。更厉害的是导演本人，曾以《修女伊达》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成绩差不多相当于其时代影人中的李安和王家卫加起来，是典型的实力派导演，他这次带来的是一个发生在1949-1965的爱情故事，跨越16年，从波兰到德国，从南斯拉夫到法国，这对恋人在整个欧洲大陆流浪、逃离，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在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时代里上演了一场不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

　　之所以称之为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时代，是因为冷战时代对欧洲的平民百姓来说太荒诞了。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波兰的乡间，因为国家乐团的公开选拔，在考场上相遇。他是考官，是音乐家；她遭遇家庭悲剧，渴望摆脱悲惨的命运。为了追求自由，他逃离波兰，越过柏林墙，混迹于法国音乐界；她成了国家乐团的歌唱家，在欧洲巡演，与他交错、分离。当他决定返回波兰时，却发现回不去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法国人，所以没办法为你办理签证或其他任何手续。”在荒谬时代的荒谬环境中，个人的身份微不足道，就像《幸福终点站》中的汤姆·汉克斯，因为祖国发生政变而他的身份证和护照同时失效，不得不长期滞留国际机场，《冷战》中无家可归的男主角在欧洲大地上流浪，只为见爱人一面，这种既扎根现实又极度浪漫的爱情故事，在当下的电影并不多见了。

　　因为爱情太过于浪漫，以至于看上去不可能，但只要翻开导演的生平，就会了解这故事的灵感来自其父母的真实生活。他的父亲是移民英国的波兰人，直到他成年才知道父亲是一个犹太人，作为儿子却从未察觉到这一点。他的父母离婚后去了不同的国家，再婚，很多年后又各自离婚，复婚……信仰的冲突，流亡般的人生，都与电影中的情节呼应。但电影又是想象力的艺术，当片尾浮现“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母”字幕时，如同见证一位电影作者以家族历史为缪斯，创作了一部时代史诗，片中波兰国家乐团那些辉煌的演出场面充满了铁一般的秩序、雄壮的氛围与华丽的和声，与巴黎酒吧间那些靡靡之音、放纵的舞蹈及疯狂的鼓点形成参差的对照，然而十几年后的国家乐团成员，也在波兰的流行音乐会上唱起了靡靡之音，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在不动声色中悄然完成，每个人都找到了又失去了一再追寻的自我。

　　当人们谈论重新开始，看到的却是近在眼前的结局。这部电影探索了所谓重生或许不过是在困局和逃离之间摇摆的钟摆，每一个假定的重生都伴随着深深的失望与不安。在2018年拍摄的这部黑白片中，两个人的故事在历史的洪流中真切地上演过。故事，是故去的事件，用黑白两色来呈现，恰似对待历史的态度：简洁、优雅、如纪录片般地截取“过去”的片段，用人性摄影机复刻在银幕上，隔着岁月的裂痕看过去，仿佛神话，却是真实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