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歌声》是抗战初期，由革命音乐家麦新和孟波在上海共同主编的一套专门登载抗日救亡歌曲的音乐丛刊。此刊不仅用歌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唤醒团结了广大民众，更重要的是激励了亿万中国军民投身于抗日洪流中。

　　我和孟波是相识相交近三十年的忘年交，他生前多次对我讲述过关于《大众歌声》创办前后的许多往事。前不久，我再次踏访孟波故居时，又见到了孟老视若珍宝、极少示人的一套残缺不全的《大众歌声》，这套歌集见证了孟波最初踏上革命之路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我们一同来回顾《大众歌声》创办前后的故事。

　　歌咏救国

　　改编《摇小船》

　　孟波故居中的《大众歌声》，第一、二集封面和扉页已严重破损，而第三集则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遗失。后来，其战友周巍峙得知此事后，几经周折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文献资料室中发现了原件，他复印、装订了一册送给孟波。

　　麦新和孟波的青年时代，中国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1935年前后，全国上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此举星火燎原，激发、培育了亿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情感功能。

　　当时远东最大的都市上海，聚集着百多万工人阶级队伍。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及左联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组建了无数抗日救亡群众歌咏团体，引领着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麦新和孟波是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进步青年。国难当头，也义无反顾地选择用音乐和歌咏的方式去战斗。他俩是在参加民众歌咏会期间认识的。几百名青年在爱国人士刘良模先生的指挥下，唱出同一个声音，大家颇感新鲜又倍添青春活力。随着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加剧，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经常相互传阅进步书刊并一起议论抗日救亡的形势。在观看了国产影片《桃李劫》后，两人非常感动，影片主题曲《毕业歌》的激昂旋律一直在脑海和心田中挥之不去。于是，在参加“民众歌咏会”的排练时，他俩向指挥刘良模建议：既然我们的歌咏会被冠以“民众”二字，那么我们的歌声就应跟上时代的步伐，去倾吐大众的心声。当下人民大众最喜欢的就是《毕业歌》，我们就应该排练这些曲目。

　　刘良模欣然接受了建议。旋即就把过去练唱过的一首《摇小船》改成《救中国》。“救、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这样一改，大伙唱起来格外有劲，直唱得汗流浃背才肯罢休。刘良模的救亡热情也高涨起来。他编配了《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教团员们练唱。

　　投身音乐

　　编救亡歌曲集

　　随着“民众歌咏会”的声望日隆，其队伍也愈发壮大。团员很快就发展到了1000多人。原来排练的四川路的青年会礼堂，已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于是分了一部分成员，去八仙桥青年会礼堂活动。“民众歌咏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一天，曾谱写《新编九一八小调》和《自由神》的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共地下党员吕骥，突然来到“民众歌咏会”的排练现场，发表讲演。他从聂耳的作品分析一直讲到中国新音乐的伟大意义。特别是关于为大众、为民族解放，是中国音乐发展新方向的论述，给麦新和孟波留下深刻印象。

　　吕骥非常看好麦新和孟波，不久，经他推荐，麦新和孟波加盟了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业余合唱团”。从此，他俩有更多的机会，与吕骥、冼星海、贺绿汀、任光、张曙、孙慎和沙梅等革命音乐家，在一起探讨、研究音乐创作如何能更好地为抗日救亡服务的问题，开阔了音乐视野，使命感也更强烈了。

　　聂耳的英年早逝，是中国革命音乐的巨大损失。麦新和孟波决心走聂耳的路。他俩全身心地参与、组织和领导各种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坚持为女工夜校、工友识字班的劳苦大众们教歌识字，讲解革命道理。

　　冼星海从法国巴黎回沪后，迅速成为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接过了聂耳的旗帜，与吕骥、任光等积极投身群众歌咏。冼星海的到来，也翻开了麦新和孟波音乐人生的新篇章，他俩除了协助冼星海工作外，更抓紧时间向他学习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技法及合唱指挥。这种不断的积累，最终为自己能创作歌曲的理想，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到1936年中，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迅猛发展。除了左翼剧联旗下的“业余合唱团”外，又涌现许多规模庞大且演唱水准上乘的歌咏团体。在吕骥和冼星海的撮合下，上海的歌咏团体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简称“歌联”。由各个合唱团的领导参与工作，每星期开会碰面一次，讨论工作。经选举，由麦新和孟波总负责。

　　这年盛夏的一天，“歌联”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问题，会议很重要，这天出席会议的人也特别多。大家争先恐后、热情踊跃地发表各自见解。

　　有人说：“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一天天发展，可我们却没有一本像样的歌曲材料可以使用。”也有人说：“现在出的一些歌集，印上那么几首救亡歌曲，只是做做点缀而已，售价还很高。”还有人认为：“现在不少新歌，得不到及时传播，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没有跟上。”更有人感慨：“团队由于找不到团员喜欢的新歌，所以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

　　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一致决定应该出一本歌曲集，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推举麦新和孟波负责编辑工作，并希望未来的新歌集，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为抗日救亡服务，还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大家还为未来的歌集起了好多名字。这时，麦新拿出一本《生活星期刊》杂志，打开陶行知的一篇名叫《什么叫大众歌曲》的文章说：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启发，它说大众歌曲就是大众心灵的呼声，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我看用《大众歌声》做书名很恰当。麦新感人肺腑的话语说到了大伙的心坎里。于是一致决定新歌集就叫《大众歌声》。

　　承印曲集 先教工人识谱

　　从那以后，麦新和孟波就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新歌集的编辑工作。很快，各歌咏团体送来了很多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左翼剧联旗下的“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的一些新歌，经过试唱也被收入其中。任光、张曙、沙梅、塞克和孙慎等音乐家也及时送来自己的新作，吕骥和冼星海则表示要为新歌集专门写作。

　　那是秋日的一个早晨，麦新和孟波专程去吕骥的住所汇报工作，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吕骥详细询问了歌集的进展。麦新把收集到的近百首歌曲及办刊的初步打算，作了介绍。吕骥听后很高兴，思忖片刻说：“我这里还有聂耳的一部分遗作，你们可以拿去发表。”接着他又说：“这本歌集在题材和形式上，一定要多样化。听了你们刚才谈的情况，觉得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还不多，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作者的面也可以更广泛一些，不要只发表一些名家的作品，有些青年之作也要重视，也可选登。黄自和赵元任等人的歌曲，只要是好的和爱国的，都可登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大家的事，是全民族的事，要团结所有人一道去做，不要有门户之见。”吕骥还向他俩推荐了一些外国革命歌曲，并答应为新歌集写篇论述当前音乐运动方向的文章。临行时，吕骥还拿出了一摞自己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手稿，叮嘱可任意选用合适的，但用后要及时归还。

　　当晚，麦新和孟波又去看望了老师冼星海，当时他正参与影片《壮志凌云》的谱曲工作、刚从外景地河南回到上海。当两人向他全盘介绍了新歌集出版的前期工作后，冼星海很欣赏。随即拿出他刚为影片《壮志凌云》谱写的一首插曲《拉犁歌》，又拿出了前不久与塞克合作的几首歌曲，还为新歌集提出了自己一些想法，出了不少好点子。

　　为了出版这本大众欢迎的救亡歌曲集，麦新和孟波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他俩征集到一百多首歌曲后，在9月下旬的一次歌联会议上，大家确认了八十七首。第一集的编辑工作就此结束后，他俩开始寻找印刷厂。

　　但当时的国统区白色恐怖，麦新和孟波带着稿子，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印刷厂，都因为这本歌曲集内容革命激进，怕引来麻烦而不敢接单。最终，还是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找到了虹口提篮桥附近的一家里弄小厂来承印。但这家小厂从未印过歌曲，也没有拣排歌曲的工人，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全厂二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敢承担这项任务。推来推去，最后，落到了老实勤恳的青年工人身上。麦新和孟波第一次见到这位工人排的小样时，不由吃了一惊，他根本不懂音乐，也从来不唱歌，他排出来的歌曲，漏洞百出，简直唱不成个调。怎么办？焦急中，麦新想出个“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办法。他让工人停下来，和孟波两人分头教他识简谱、学乐理。很快，这名工人也成了音乐爱好者，从外行变内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也可以及时发现纠正歌谱中的错误。这一招奏效后，三人就每天工作到深夜才罢手。10月28日清晨两点，在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校对后，麦新和孟波才如释重负。

　　暗中发行 四个月再版四次

　　《大众歌声》第一集正式出版后，售价大洋1角，刊登了最新创作和翻译的各类歌曲87首。其中第一首曲子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义勇军进行曲》还未成为国歌，但他们认为这首歌有极强的号召力。此外，第一集中还有聂耳遗曲和纪念歌曲、救亡歌曲、工农歌曲、外国革命歌曲等，封底有国难地图一幅，封面是一幅木刻画：一位正气凛然的高大工人，举着一面飘展的大旗，旗上用拉丁字母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面浩荡的游行队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高歌猛进。而书名《大众歌声》更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大众歌声》发行后，社会反响强烈，很快被抢购一空。四十天后再版，却遭查禁。但真正代表大众的歌声是禁不住的。歌集还是通过救国会和歌联的各种秘密渠道，继续在暗中发行，四个月就再版了四次。

　　1937年和1938年《大众歌声》又出了第二、第三集。其中有贺绿汀的《游击队歌》、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救亡歌曲中的经典。麦新和孟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不久，他俩分别奉调去了延安鲁艺和新四军。《大众歌声》至此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