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纪念日。97年前的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在上海，成立明确以“共产党”命名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第一份党刊——《共产党》，发表了第一份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等等。

　　当前，上海正在深入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建党故事，大力弘扬建党精神，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根植市民心中，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传承好共产党人的光荣与梦想，而深入挖掘红色历史影像，特别是与“一大”有关的，无疑是非常直观且意义重大的一种方式。

　　影像寻找“一大”会址

　　“现在我们能看到最早的一大会址的活动影像，是在1952年的影像资料中。”上海音像资料馆馆员李东鹏博士说，但是当我们在对一部摄制于1927年的纪录片《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段当时拍摄于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劳神父路（今合肥路）交界处的历史影像，这个地点距中共一大会址仅五百米不到，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当年的“一大”举行地，并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电影发明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记录历史。因此，在历史上，大量被用于拍摄风景人情、社会习俗和新闻事件的活动影像，在当下已成为研究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的、新型的史料，成为一种再现历史真实图景的有效载体。”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说，“在近代，有许多来华摄影师拍摄了大量有关上海城市风貌、社会事件的纪录片，为我们挖掘、寻找有关中共一大会址及其周边早期风貌的图景提供了可能性。”

　　据汪珉介绍，上海音像资料馆是有关上海历史影像的收藏、研究机构，藏有大量上海早期的珍贵历史影像，如现存已知中国最早的历史影像——1898年美国爱迪生公司拍摄的《上海街景》、《上海警察》，“此外，还有诸如1909年至1912年间，由俄裔美国人本杰明·布洛斯基拍摄的《经过中国》。1925年苏联导演史涅伊吉诺夫拍摄的《伟大的飞行》等纪录片，拍摄了上海外滩、苏州河、南京路等处风貌及社会生活的活动影像。1927年苏联人拍摄的《上海纪事》，更摄制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害共产党人的珍贵活动影像。这些历史活动影像的发现与探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纪事》的贡献：它成功地将纪录片打造成强有力的精神武器，用真实的画面来感染观众，用严谨的分析方法阐述问题，用激昂的情节刺激灵魂，这也是许多放映场次里传出《国际歌》的原因。在中国人民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上海纪事》揭示了劳苦大众的极度贫困与中外反动派的合流，展现了革命者反侵略反压迫的战斗精神，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众的同情，激发了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热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而上海是无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上海还拥有一支数量最多、工种最齐全的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日以继夜地辛苦劳作，却生活得十分贫苦，所以上海工人是当时受到压迫最深，最有革命意识的工人阶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同年6月5日，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这是全国工人阶级觉醒的标志。《上海纪事》首个场景出现在上海十六铺码头，这里是记录和反映旧上海的标志性地点，也是革命群众反帝反压迫斗争的最前线，镜头中描绘了装卸工人在码头劳作的场景。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后门是从贝勒路树德里进去）召开。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李东鹏看来，由于中共一大召开时，国内特殊的政治背景、社会形势，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档案史料并不多，早期“一大”会址的影像资料基本未见，“而关于‘一大’会址、街区周边的历史风貌图景资料，也是少之又少。今天，作为“一大”会址所在的新天地地区，如今已经是上海城市的核心区域，繁华程度与1921年的环境是天壤之别。因此，挖掘历史上望志路、贝勒路及其周边的影像资料，能让后人更好地理解‘一大’召开时的历史实景。”

　　中共一大为什么会选择树德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而参加一大的代表们刚到上海的时候是住在当时的博文女校，就是现在的太仓路127号，而离那边不远处就是孙中山的香山路寓所，而陈独秀寓所、外国语学社也在附近。为什么这么多革命人士聚集在这里呢？在学者看来，是因为这边属于法租界，法租界在管理上贯彻的是只要不影响到社会秩序，他们不会对革命党人有过于严格的把控。而一大所在的地方在当时是属于城乡接合部，对面就是一个菜园，相对而言比较偏远，在这里开会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同时法租界里外侨居多，尤其是白俄，这样共产国际代表来上海的时候也容易隐藏在白俄众多的法租界。

　　李东鹏的研究发现，在1927年8月28日《申报》刊登《第八届远东运动会通告三》中提到的“注意汽车、马车，均须由贝勒路前往会场。乘客下车后，概须按照下列地点停车，停于路之南边，车头北向”和其他相关信息，结合片中汽车前行、停车方向，判断指挥交通的法国巡捕位于劳神父路贝勒路口，停车位置为贝勒路上。

　　“该路口与‘一大’会址所在的贝勒路望志路，同为法租界新拓区域。通过该片，可以看到该区域此时虽有初步发展，但与公共租界法租界核心区域的繁荣场景不可同日而语，整体环境仍然较荒芜。结合相关老地图等资料，可以证明望志路贝勒路区域，在1921年时仍较为荒芜，避免闹市区的人多眼杂等情况，遇有情况可方便撤退，这是选择该区域的理由之一。”李东鹏说。

　　影像还原“一大”代表

　　由于一大到六大都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一直到党的七大上，当时的电影工作者拍下了党代表大会的影像。而从其他的渠道，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一大”代表的身影，像毛泽东最早的影像是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北保安所拍摄的影像。董必武最早的影像是1938年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在武汉为他拍摄的影像。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和董必武也留下过影像。

　　2011年，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上海音像资料馆获取了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以及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张国焘等建党初期重要人物的影像资料。

　　这批尘封海外近90年的珍贵影像得以重见天日，通过当时媒体的宣传，为人们所熟知。随着近期《伟大的开端——珍贵影像中的中共一大》在不少社区中向广大居民播映，不少人更希望能够了解发现和考证的过程，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上海音像资料馆版权采集部主任翁海勤。

　　“2005年，我们采集团队在中国社科院党史研究专家李玉贞教授的帮助下，获得了李大钊1924年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期间现场演讲的历史影像。这段影像最早就是她1999年在莫斯科发现的。2006年，采集团队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采集到了胡适1938年的活动影像，这也是当时国内首次发现胡适影像。”翁海勤说，根据李玉贞教授提供的线索，她曾经在俄罗斯看到过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活动影像，于是我们逐渐将核心资料的搜索范围缩小到俄罗斯的影像资料机构。经过对俄罗斯众多档案机构的仔细研究和查找，终于成功地和相关影像资料机构取得了联系。

　　据翁海勤介绍，在收到俄方发来的影像截图和视频样带后，经过对片中俄文字幕的翻译，我们发现其中的两段影像尤为珍贵，这就是1922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1922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的影像资料。这两段时长共20多分钟的画面中，有几位人物酷似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以及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张国焘，于是我们立刻对影像进行反复考证。

　　“根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等一手资料，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代表有陈独秀和刘仁静，而且这是陈独秀唯一一次去苏联，瞿秋白是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会议。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更多，有44位，其中就有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和张国焘。据史料记载，张国焘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因此坐在主席台上。这与我们在活动影像中看到的场景完全吻合。”翁海勤说，“为了进一步确认影像中的人物，我们又尽可能找出他们在同时期留下的照片，从脸型、五官、神态等多角度将照片和活动影像进行反复比对。由此可以十分肯定地确认，他们确实是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和张国焘。另外，在众多来自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远东各国的代表群像中，我们又艰难地辨认出邓恩铭和王尽美两位一大代表。照片上陈独秀较高的发际线、张国焘的国字脸、王尽美的大耳朵等等特征，都有助于证实影像。”

　　翁海勤特别提到，由于影像中的王尽美发型和有关照片不同，我们特地拜访了王尽美之子，请他来帮助辨认。在他和家人的指认下，终于确认了王尽美的图像。王尽美的孙子也说，他自己年轻时有一张照片和影像中的祖父非常相似。考虑到当时王尽美参加远东大会时正值隆冬，影像中的他留着头发保暖是极有可能的。

　　“为了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我们采集团队还特地去北京拜访了相关的专家学者。当时，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李明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以及中国社科院党史研究专家李玉贞教授都对这批影像资料进行了论证和肯定。”翁海勤表示，通过用影像、文献和照片互相比对的“三重论证法”进行严谨细致地考证，再加上专家和部分后人的肯定，我们才最终确认了这批早期中共领导人珍贵影像的发现，“这样一个严谨而周密的考证过程，其实是任何珍贵影像资料采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早期影像意义深远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斯诺谈起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谈到陈独秀的时候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当时斯诺拍摄的这段影像也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活动影像。在翁海勤看来，中共一大代表及早期领导人珍贵影像的发现为今后人们认识和回顾党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从过去拥有的历史资料来看，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影像一共只有6位，按拍摄年代排序，分别是李大钊（1924年）、毛泽东（1936年）、董必武（1938年）、周佛海（1942年）、陈公博（1943年）和李达（1966年）。

　　“除了李大钊的影像，其他影像的拍摄时间都相对较晚。而在2011年发布的这批音像资料中，一下子发现6位中共一大代表及早期领导人，包括两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瞿秋白，以及4位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和张国焘，而且影像的拍摄时间都在1922年。可以说此次发现的人物影像数量最多、时间最早、离中共一大召开时间最近。”翁海勤表示，资料工作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当尘封已久的影像从支离破碎的片段慢慢形成有条理、可连贯的影像历史，资料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必将为影像史的构建打下扎实基础。通过资料采集工作不断发现资料线索，聚沙成塔，可以从不同角度构建起影像历史的大格局，有利于后人比对文字和图片，更全面、客观地研究和解读历史。

　　除了中共一大代表及早期领导人的影像资料之外，其他相关的影像也是有参考价值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拥有着先进的现代交通，作为一个开会地点四通八达，非常方便。陆路交通有沪杭铁路和沪宁铁路，起点站在上海的南站和北站。水路交通更是发达，无论是长江、沿海还是远洋都有相应的航线，上海是远东最大的航运中心。除此之外，上海的市内交通也非常发达，早在1908年，上海市内就有了有轨电车。读者现在看到的是1912年，最早的有轨电车的珍贵影像。这么方便的交通，令上海可以接受来自各个地方的党代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有关研究人员表示，不仅期待着从有关的影像资料中了解上海的交通，更希望通过交通工具的线索，来“接近”“一大”会址以及代表们居住的地方。

　　在上海音像资料馆馆长乐建强看来，用活动影像来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是一个长期的、必须经过丰富知识积累和探寻的过程。“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这不仅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掌握影像、历史、语言、新媒体技术等多学科背景知识，还必须有长期有效的规划、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如此深挖细磨，影像资料工作者才能如考古工作者一般发现更多珍贵的影像史料，为构建人类的影像历史做出小小的贡献。”

　　“挖掘红色历史影像，是‘党的诞生地’挖掘宣传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年9月，我们又将踏上寻找的历程，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寻找更多珍贵的资料。”乐建强说，“希望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寻找到更多有关‘一大’的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