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老派的人，到今天还是一个字一格一格地用稿纸手写。写到最后，我只能用铅笔在 A4 纸上写了，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带着新作《人世间》出现在上海书展，70岁的梁晓声坦言，这部新作是自己对家乡的文学汇报，抑或是一种总结。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雪城》到后来的长篇《年轮》《泯灭》《返城年代》《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一字一句，这位哈尔滨出生的共和国同龄人将自己对故乡的感情如细密的蛛网，编进了悠悠岁月,亦网住了众多读者的心。
上中下三卷，120万字，会有人读吗？“畅销不是写作的目的，文学使人向善，这才是我写作的最终动力。”梁晓声回答得掷地有声。
120万字小说献给家乡，这是一部“背对”市场的作品
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平街13号，小学就读的安广校和中学就读的29中都在抚顺街上。1962 年，他的家搬到了光仁街。梁晓声初中毕业下乡到了北大荒，1974年到复旦大学读书，1976年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一待12年。后来，他又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12年前到中国语言大学教书。
说起故乡，梁晓声打开了话匣子——当年下乡两年才能回一次家，那段路程是他难忘的回忆。“从火车站走出来经过霁虹桥，从儿童电影院上坡到抚顺街的上坎，下去就是我家居住的‘光’字片。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家住的这几条街的名字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连起来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这个起街名的人一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经历世事沧桑，那些街名所传达的精神依然影响着我，这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所倡导的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这部新作，梁晓声酝酿了很久，他怕自己以后写不动了，有时不我待的感觉。他说：“我出生在哈尔滨，熟悉城市基层的百姓生活，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很多年，我一直感到力不从心和准备不足。两年前，我觉得可以动笔了，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辈小时候生活的样子，还有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前不久，1949年出生的梁晓声，携上中下三卷共120万字的作品《人世间》回到家乡。小说书写了周氏三兄妹的奋斗和选择，其中既有他最熟悉的家人和朋友的人生轨迹，也有哈尔滨50年来的发展变迁；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在这部作品中，梁晓声并不回避改革开放大潮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经历的阵痛，书中有人到中年时面对企业转型和下岗的艰困窘迫，也有人们互助互帮、自立自强的美好。
梁晓声坦言，这是一部背对市场的作品。“四十多万字一本，一写还写了三本。在一个视听时代，人们会有时间读吗？但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对于我来说，《人世间》是我对家乡的文学汇报，是对家乡50年历史做一个小结，最主要的，我要用笔来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画一组群像，在书中呈现出我所熟悉的哈尔滨人的样子：豪爽、仁义。”
这部长达百万字的作品，是梁晓声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有朋友曾提醒他，最好只有二三十万字，写那么长谁看呀？梁晓声却回答，畅销不是写作的唯一目的。“这本书是写给喜欢读书、有耐心读书、对书籍一往情深的读者们的，也是我送给家乡人的一份礼物。希望它能成为家乡人的一张名片，外省市的读者也能通过这本书，了解我记忆中可爱、善良、敢于担当的哈尔滨人。”
回忆那个年代的亲情友情是对善与美的传播
这一次，梁晓声用小说记录了哈尔滨解放后的历史，事实上，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书写着文学里的家乡。读者认识他，大多是通过影视作品，通过电视剧改编，梁晓声把雪城、松花江、太阳岛等哈尔滨的城市符号宣传了出去。
作家创作现实题材，通常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人世间》中描写的周氏兄妹、周父，都有梁晓声兄妹自己和父亲的影子，“我父亲是支援大三线的建筑工人，我从小生活在小说中提及的光字片街道。”梁晓声的家在当时算不错的，两间正正方方的土坯房，门外还有一块一米宽、两米长的“小花园”。父亲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每个月按时给他们寄钱，母亲一个人养着5个孩子。梁晓声说，那时候做梦都想不到生活会变得像现在这样。
1980年以后的中国同世界接轨，进入了一个声像时代。由于声像的普及，文学作品很自然地演化成了影视作品。“我作品的背景一直都放在哈尔滨，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一个人和城市的关系，主要是在于他童年时的经历和印象，每个建筑、每个街道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梁晓声说，《人世间》用文字为他所了解认识的家乡人画了一组群像，这也是对哈尔滨各阶层比较全面的呈现。
“《人世间》是我文学生涯所有长篇作品中写得最累的一部。我是个老派的人，到今天还是一个字一格一格地用稿纸手写。写到最后，我只能用铅笔在 A4 纸上写了，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多年来，借助梁晓声的作品，哈尔滨的一批艺术人才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当年，李文岐因拍摄梁晓声的小说《父亲》走上了影视之路，而后又导演了《黑纽扣》《冰美神正在融化》《雪城》等成为一线导演。邓迎海导演了梁晓声的《年轮》《泯灭》，火遍中国影视圈。哈尔滨工具厂的青年工人甲继海在剧中扮演了梁晓声，名声大噪，成为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形象大使。对此，梁晓声十分淡然，他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时代给予每个人的机会。
小说中珍贵的亲情、友情，也源于梁晓声的真实经历。在读者交流会现场，老读者旧相识的到来让梁晓声非常激动，他回忆道，有一次，老同学姐姐单位发地瓜票，他和同学借了个手推车推回来半车地瓜，“先到我家再到他家，我和他父母非常熟悉，他母亲和我母亲一样，有着那个年代人共有的朴素、善良的品质。我还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当时是班上条件较好的家庭。有时我中午没带饭，就到他家去蹭饭，他送我一个白馒头，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那是多么珍贵！我哥哥生病，他父母会帮着想办法联系看病，两家的关系之亲近，让人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感动。而我的父母对于我同学的熟悉程度，就像自己的儿女。而我觉得自己对父母没有做到的，我的那些同学都做到了。我在北京的时候，过年过节，我的同学会到家里看望我的父母；我忙于写作，还是那些同学带着我父亲去看长城……这些美好是由上一代哈尔滨人和人之间真挚的友情铸就的。”
梁晓声期待《人世间》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方面思考。一是关于善的教育；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知。“对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所知甚少。他们应该跨过认知上的盲区，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怎么看待利益、友情、亲情的关系。”
人与书的疏远不全是手机造成的
在梁晓声的记忆中，最让他快乐的事情，就是读书。“哥哥喜欢看书，他年长我6岁，经常借书回家，别的孩子在看绘本、童话书的时候，我就跟着他看《战争与和平》。”有了零花钱之后，他开始去小人书铺。“一两分钱能看本薄的，3分钱能看本厚的。”
一本书要七八角钱。为了买书，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捡废品。“塑料的发卡、鞋底、牙膏皮、碎玻璃、铁丝……这些都能换钱。”邻居家有一个收废品的叔叔，“文革”时收来了大量的书。那时候，梁晓声最爱去他家串门。“他读《七侠五义》，我看文学作品，沉醉在书里的世界，能让我忘记生活中的烦恼。”
梁晓声认为：阅读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如果有了这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人与书的疏远，不全是手机造成的。如果想走近一个青少年，也许只能靠手机。假如当时代发展到有天给他们读《海的女儿》《快乐王子》，他们一脸漠然，无动于衷时，那会非常可怕，“我要赶在这些发生前，努力做点什么，即使它逆着时代潮流。”作为时代亲历者，梁晓声始终将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融为一体，用作品来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担当。“对于刚踏出校门的年轻作者，生存第一；但对我自己，已不必通过稿费来改变生活，我就要问自己，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人类需要文学告诉我们，我们还能更好一点吗？文学使人向善，这才是我写作的最终动力。”
梁晓声对“文化”曾有过这样的表达：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在他看来，人性的善良应放在首位，而读书，是使人向善的途径。“记得多年前在团机关精简机构中，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同时离开，她当时很忧伤。我们之间并不熟悉，但我想我一定要送她离开团队。到她姐姐那儿的路程有40里，我就找好车，帮她把行李一起运走。当时没有人教我要这样做，但我觉得我这样做会对自己很满意，实际上这是一种学习，也可以说是种模仿，从我们看到的那些书中，看到他们在特殊情况下是如何做的。”梁晓声坚信善必会得到回报，“我受文学影响，能上复旦大学，活出今天的人生，也是得到了很多好人的帮助。”
《人世间》有一个小遗憾，那就是没有写到哈尔滨市容的巨大变化。“毕竟我多年没回来了，缺少对家乡变化的感性认识，真希望可以在书中填上这一笔。”
很多次，梁晓声感叹：“我已经找不到当年回家的路了。街边公园随处可见健身、跳舞、散步、摄影、听交响乐甚至是作画的哈尔滨人，家乡的文化氛围让人留恋。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全家搬回哈尔滨，在这里安度晚年。”这部写家乡的长篇巨制《人世间》，或许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正在录制，将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特别节目中播出，相关电视剧拍摄也在洽谈中。“这一切，都要感谢家乡给我的灵感和创作的激情。”梁晓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