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训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1938年，鲁艺成立，最小的学员只有12岁，她名叫黄准。黄准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创作电影音乐的女作曲家，她先后为《留下他打老蒋》《家》《蚕花姑娘》《青春万岁》《蹉跎岁月》等多部电影作品配曲，特别是与著名导演谢晋的多次合作，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监狱里唱救亡歌曲坚持斗争

　　1938年，那时的黄准名叫黄雨香，正在老家江苏镇江上中学。随着抗战的爆发，黄准的父母带她离开镇江，辗转到了贵州。她的姐姐与姐夫是中共地下党员，姐夫名叫邵公文。黄准在贵阳附近就读湄潭中学，中学里面也有地下党，黄准在那里接受了爱国教育。

　　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不积极抗战，进步学生们计划游行，黄准也参与其中。国民党当局宪兵队将这些学生带到事先预备好的破木板房里受训。黄准坐在稻草上，拿稻草往隔离的木板缝里面捅，隔壁正好是“民先队”的领导，于是两边便联系好统一行动，拒绝受训，绝食抗议。绝食两天之后，国民党当局没办法，把不重要的一部分人放了，另一部分关进监狱。黄准年纪最小，依然被关进监狱。

　　“当时那个监狱是又黑又脏，一边一个大炕，中间放一个很脏的马桶。再有一个铁门，铁门有一个小门可以开的，送饭、讲话什么的。”十二岁的黄准与四五个民先队女领导关在一起，黄准叫她们大姐，和这些思想觉悟很高的“大姐”们关在一起，她一点也不害怕。

　　当时的反抗方式，一个是喊口号，一个是唱歌。黄准和大姐们便一起唱救亡歌曲，黄准会唱很多，如《救亡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国民党一天就送两餐饭。据黄准回忆，“那饭就是很黑的米饭，里头都是石头。”关了几天，国民党当局让黄准家人来交保证金领黄准回去，只留下了两个领导，后来据说是被枪毙了。 

　　到延安去，进鲁艺

　　黄准回到家人身边后，姐夫便提出来两个方案，送她到延安去，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或者进当时很进步的行知中学念书。黄准想做抗日救亡工作，但年龄太小，她很喜欢唱歌，便选择了延安。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姐夫便拜托他人，一段路一个人，似接力一样，把黄准送到延安。先从贵州到重庆，再从重庆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西安，到了西安，黄准回忆说：“西安办事处觉得我年龄小，可以让我坐汽车到延安去，当时我等不及了，就跟着大概二十个青年走了。走了二十几天，一路上有时候没有什么吃的，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有时候在山沟里，没人烟，就喝点山沟里的水。”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亦是黄准本人音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连“黄准”这个名字，也是在延安改的。当黄准终于抵达延安的时候，虽然面对未知，她却是满心欢喜：“我们走上一个山坡，望下去就是延安的延河，大家就一边跳啊，一边唱《延安颂》，开心得不得了。”黄准联系到曾是贵州地下党的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王紫菲将黄准介绍给当时鲁艺的教务主任田尉。当时鲁艺正好需要小孩子的演员，便让黄准去考试。考试内容是三个表情与一篇文章，比如当某个人正在前面走，后面有人叫他，一回头给出一个表情，或某个人正在缝衣服，有人叫他，这都是测试临场反应。文章的内容则要求讲述自己如何来到延安。黄准的文笔很好，文章写得很长，将自己曲折的经历都记录了下来。后来，黄准便成为了鲁艺戏剧系最小的学生。

　　从“一只羊”到冼星海的学生

　　“有一次演戏，演一个女儿，看到她爸爸受伤了，快要死了，应该哭，结果我看到那个爸爸很难看，就笑起来了。”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鲁艺充满了快乐。黄准没受过训练，一上台就走神，不适应舞台演出，参与《生产大合唱》演出，只能演一只羊，趴在地上“哼哼”。鲁艺的教室全部都在窑洞里，窑洞仅能容纳一二十人，课堂墙上挂着一面黑板，学生坐的则是用木桩子铺的木板条。学生只有一些简单的油印讲义，全靠自己做笔记。在二期戏剧系毕业后，因年龄太小无法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前线，黄准继续在鲁艺专为培养文艺综合人才的普通班里学习了三个月。

　　黄准一进鲁艺便知道冼星海的名字，知道了她会唱的很多抗日歌曲都是冼星海写的。“冼星海这个人很幽默，很诙谐，不是那种板着脸的人，对人很和气。面对我们合唱队员，他指挥的时候，不是一本正经的。他教我们唱歌的时候，也同时会讲很多故事。他经常跟我们在一起讲他自己的出身，讲他怎么写《黄河大合唱》，所以我们从他平常的讲话当中就接受了他的教育了。在课堂里头他教乐理，但是平常讲得更多的是他的创作。”

　　随着外界形势的逐步好转和稳定，鲁艺改变学制，从每一学期半年延长至一年。在延安求学的过程中，黄准的音乐天赋逐渐被发掘出来。那时冼星海刚刚创作《黄河大合唱》，她被安排参与《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在合唱队里，黄准认识了几个音乐系的学生，他们告诉黄准，如果想进音乐系，就去跟冼星海说。黄准真的去找了冼星海，冼星海对这个小姑娘有印象，他说：“这个女孩子唱歌乐感不错的，到音乐系来吧。”就这样，黄准成为冼星海先生的“关门弟子”。黄准后来之所以选择作曲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也是受冼星海影响的。

　　延安的教学条件和如今相比，着实艰苦，每个学生每月的津贴是一块钱，用来买肥皂、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和铅笔纸张。有时偶尔有余钱买上一个笔记本，黄准便会非常地爱惜。然而黄准只感受到学音乐的快乐，她每天跑到山坡上或山沟里练声，不论刮风下雪，坚持不懈，并两次获得声乐考试第一名。结业后，她成为鲁艺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与电影结缘，成为电影作曲家

　　1946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黄准到东影厂演员剧团工作。时任厂长袁牧之与艺术处长陈波儿找黄准谈话，希望她担任解放区第一部短故事片的作曲，正是这次的任务，让黄准开始了作曲之路。之后黄准又完成了《太原战役》《踏上生路》和大型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等影片的作曲。198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黄准从东影调进了北影，与导演史东山合作了《新儿女英雄传》，这是北影厂第一部故事片。1951年，黄准被调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动画片《小猫钓鱼》作曲，黄准创作的插曲《劳动最光荣》迅速流传开来，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文艺作品三等奖。1953年，黄准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淮上人家》摄制组报到，从此便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扎根直到离休。

　　“他说一部电影若有百分之五十的音乐，那一定是部好电影。”黄准回忆谢晋认为音乐对电影非常重要。2018年是谢晋导演逝世十周年，黄准与谢晋曾有过五次合作，每一次都成了经典。黄准认为正是谢晋给了她很多发挥空间，才让她有了更多的灵感。谢晋每次与她沟通时，只涉及构思、风格，而不作硬性要求。并且黄准总是从项目最开始就参与采风，在生活中积累素材。1957年黄准为《女篮五号》创作插曲《青春闪光》，1960年为《红色娘子军》创作家喻户晓的《娘子军连连歌》，1965年《舞台姐妹》中的《台外尚有台》《年年难唱年年唱》《朗朗天空任鸟飞》等插曲，黄准又将越剧融入其中，这些歌曲各具特色，影响深远。1975年为电影《春苗》创作《春苗出土迎朝阳》。1982年为电影《牧马人》作曲《敕勒川》，曲调悠扬，由刘秉义演唱，振奋人心。

　　自告奋勇创作《娘子军连连歌》

　　《娘子军连连歌》是黄准艺术生涯的高峰。1959年初夏，在上影厂大门口谢晋叫住黄准，给了她一个剧本，名叫《红色娘子军》。黄准一口气读完后，被深深吸引了，第二天便找到谢晋，表示自己非常有兴趣为其作曲，并且提出要尽快到海南岛体验生活。于是，谢晋向厂里领导申请，谢晋与黄准等人前往海南。这种情况绝无仅有，因为除了音乐片，作曲人员都是在摄制组成立之后才参与进来的。最开始时，黄准想通过拍摄现场的几位老红军，找一首现成的连歌，但是没有合适的，也有人建议直接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黄准决定自己创作，谢晋不相信黄准能写出符合要求的连歌，黄准向谢晋据理力争，因为当时她脑子里已经有了雏形。黄准用了半年时间在海南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创作，她把当地民歌的曲调放进作品中，使得连歌充满力量且旋律能够兼顾当地的特点。当她写出第一段初稿，唱给谢晋听了之后，很快被采用了。随着影片的上映，《娘子军连连歌》传遍大江南北。 

　　如今，面对“口水歌”风潮，希望音乐能够有意义的黄准，对音乐创作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很多人喜欢把音乐当作随口的创作，没有音乐的规律而是把说的话加上调调。作为表演，这样的创作未尝不可，不过流行和流传不一样。想要流传下去的音乐需要创作者更多的投入和奋斗。”在黄准眼中，音乐“要能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放进去”，要有激情和感动，如果音乐人自己不投入，而只被浮光掠影吸引，就找不准时代的精神。

　　对于这首歌，黄准融入了太多的感情，以至于在最后一次混录时，情不自禁流下眼泪。黄准说：“当时坐在我身旁的谢晋好像察觉了我的激动，不停地问，‘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回答不出，只说了一句‘我今后大概没机会再写出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了！’他说‘你太没出息了，以后的好戏多得很，会有你的好戏的。’随后他给我讲起了他正在构思中的《舞台姐妹》的故事。”

　　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黄准又答应了为谢晋《舞台姐妹》作曲，她跟着导演、编剧到绍兴采访越剧艺人，长时间跟着摄制组跑来跑去拍戏。黄准之前对越剧并不熟悉，但这个戏让她后来喜欢上越剧，并且和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傅全香等都建立了友谊。黄准的创作并不是照搬越剧选段，而是挑选经典旋律作为主体的再创作，同时融入绍兴风貌，如《年年难唱年年唱》便是在古纤道中获得的灵感。

　　黄准，那个当年延安鲁艺最小的学员，如今已经92岁。80年过去了，她还是能够清楚记得那段岁月，能够细数求学时同学、朋友的名字。从她的回忆中，我们也依稀能够望见往日的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