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创作有一个难题：如何从乡村社会的“中层”，描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驳杂历史？所谓“中层”，从乡村来说就是一个乡镇的众生百态，从城市来说是一个街区的风云流变。乡镇是村落的中心，它聚集着农民生活全部要素，将近100年来，中国乡镇的人们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却一直缺乏纹理清晰、内蕴丰厚的标志性作品。

　　因此，读朱正安的长篇小说《乡村伤变史》（文汇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就有种久盼的欣悦感。小说的背景开阔漫长，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乡土所经受的雷霆风雨如呼啸的巨耙，粉碎性地纵横往复，给乡村带来一次次变化。非常宝贵的是，小说中主要人物，无论是金珠、潘鹤鸣、小麻子、剑光、严芳、周兰畦，还是严文魁、杨宝乾，都是赤松镇的本乡人物。这与以往“外来者”主导的乡村小说（如柔石《二月》、古华《芙蓉镇》、周立波《山乡巨变》）大不相同，具有强烈的原生性，是从乡土的内部去反映动荡的外部世界变迁，写出了乡村族群关系、权利关系、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文化的整体淬变。

　　作者有意识地调用了大量乡土方言，愈加调浓了小说的地域情味，这种“由内向外”的写法，需要对故土、故人有深厚的感情，诚如作者所说：“我就是那个大块头，这部小说的作者，我生于赤松镇长于赤松镇。”正因为具备如此真挚的故里乡情，小说中人物没有黑白分明的脸谱，而是情感上千丝万缕的勾连。印象尤深的是杨宝乾，他抢夺金珠如黄世仁，打击日本鬼子如勇士；传说天下第一军的头领汤天宝就是他，文武双全，手段残忍。就是这样一个人，晚年“却像变了个人，自责，寝食难安，嘴里不停地讲着两个字：作孽”。生命的最后一段，他以港商的身份回家乡，想出把力，却死于破产。土地的胸怀是宽广的，人们往往更念及一个人的好，作者笔下流溢着传统的温情，道德逻辑更趋向于善，具有悠远的历史视野。

　　现代小说艺术发展出复杂的叙事技巧，这是任何小说家都不能忽视的。《乡村伤变史》在谋篇布局上显示出娴熟的把控力，讲述时间并不受线性的约束，灵活运用了积木式的建构方式，一切围绕人物的心理节奏和相互关系展开描写。特别是第一章，用一场“公审大会”汇聚了小说的关键人物，在生死线上入木三分地暴露出每个主角的性格内质，使读者建立起对人物的基本感觉。小说的开篇需要的就是这种力度，它很考验作者的功力。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乡村社会，拥有人类最大的农民群体，却未能写出世界上最经典的乡村小说，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遗憾。原因一言难尽，希望仍在未来。《乡村伤变史》是这个进程中的宝贵努力，提供的不仅是一部作品，也是一片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