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我又一次路过巨鹿路上的景华新村。对我而言，建成于1939年的景华新村22号是一幢既陌生又熟悉的房子。说陌生，是因为现在的它就是一幢普通的民宅；可我似乎又对它相当熟悉，曾经的房屋主人沙尚之（沙文汉、陈修良的女儿）极富感情色彩地向我描绘了它，这不仅因为22号与她同龄，她生活、成长在此，还在于它是上海地下党策划重大革命事件的指挥中心及庇护所；她的母亲陈修良作为隐蔽战线的战士，弃家抛女为革命。可以说，景华新村22号是见证我党长期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历史的小楼。

　　一定有人会问：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局为什么会先后将22号作为工作机关呢？说起这段传奇经历，还得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的故事从当年选定景华新村的陈修良母亲的贴身保姆——黄阿彩说起。

　　风雨同舟一家人

　　腥风血雨中，地下党组织成员被杀的杀、捕的捕、流亡的流亡，即便是坚持在上海的也到了相见不相识的地步。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党中央先后派出刘晓等三人到上海摸清地下党员情况。在秘密而又谨慎的个别审核中，他们终于找到了沙文汉、陈修良夫妇，这是当时仅剩下不到的百名幸存党员中的两位。

　　1937年11月，刘晓代表党中央在上海正式恢复组织，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任宣传部长、王尧山是组织部长、张爱萍主管军委、陈修良担任妇委书记。可是，党的经费拮据，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钱从哪里来？选哪里作为秘密机关呢？

　　陈修良把脑筋动到了母亲袁玉英身上，她知道母亲手里有一笔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的遗产。袁玉英是个性格坚强且有主见的女人。她一直支持陈修良“投笔从戎”，心甘情愿做女儿的帮手。她们住在宁波丝巷弄的家曾一度是开会和秘密印刷文件的地方。“四·一二”国民党大屠杀后，袁玉英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宁波、上海和杭州之间，倾其所有掩护并挽救革命同志。革命者由衷地将这位母亲唤作“众家姆妈”。

　　显然，这时由陈修良和沙文汉夫妇出面寻觅机关场所是极危险的，觉察出了女儿女婿的为难，袁玉英答应由她出面去租房子……可才逾不惑之年的袁玉英因患有青光眼，双目近乎失明。但袁玉英丝毫不慌张，她把找房子的任务交给了自己信赖的“另一双眼睛”：贴身女佣黄阿彩。

　　于是，黄阿彩迈着一双小脚，上午出去看房子，晚上回来汇报情况。有一天，当她走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立刻看中了这个新建成的景华新村。她向人打听后才知，大房东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周湘云，这条弄堂的地皮是从周湘云的私家花园划出一半建成的……黄阿彩在打听情况，引起了弄堂口看门的“印度巡捕”的注意，他对穿着简朴的黄阿彩吼道：“走、走，这地方的房子是你买得起的吗？”黄阿彩反唇相讥：“我是买不起，但我是给东家来看房子的，你连买主都要赶走吗？”

　　后来，沙文汉和陈修良以及母亲综合了黄阿彩的描绘，又实地去看了房子，一致认为这是个比较理想的省委机关地点：景华新村地处法租界，日本兵不能够随便进入；景华新村里的每一幢房子自立门户，又都是中产以上人家的住户，还有巡捕看管大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隐秘性，党的机关设在这里轻易不会被注意。他们还把一切安全系数考虑到了，比如：22号地处弄堂的最末一排，紧靠周湘云的私家花园（今延安饭店），万一有情况，可以从后门撤出去，通过篱笆到大花园脱身；又如22号在联体房子的中间，三楼的晒台相互连接，如果前后门都有人把守，可以跳到别人家的晒台转移。

　　1939年7月，陈修良的母亲以陈馥的名字付了1500块银元，以每月140元法币的租金承租了景华新村22号一幢楼房。从此，它成了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

　　叱咤风云景华村

　　1939年7月，陈修良和丈夫沙文汉抱着女儿阿贝（沙尚之）住进了22号。陈修良夫妇和女儿住在二楼，母亲和保姆黄阿彩住在三楼，这就组成了一个五口之家。

　　为了隐蔽工作的需要，袁玉英改了名和姓，真正和宁波亲友“断”了关系。户口簿上陈馥是户主，在邻居们的印象里，她穿着体面，平时蛰居屋内，几乎足不出户。沙文汉化名陈元阳，自称是陈馥的侄子，乡下有土地，因为逃难才来上海暂住，陈修良则化名陈素梅，亲生女儿倒成了侄媳妇。

　　虽然一家人表面光鲜，但刚搬进22号时简直称得上家徒四壁。每个房间都是空空荡荡的，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在这个中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地方，如此寒酸显然会引起怀疑。然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有着铁一样的纪律：绝对的单线联系，来往人员必须控制在秘密战线的几位高层领导之间，所以没办法发动党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时几位核心“各显神通”了，组织部长王尧山送来了大衣橱、五斗橱和梳妆台；文委书记孙冶方搬来了两只书橱；朱枫买来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加上陈家搬来的旧家具，勉强拼凑起和景华新村的住户能接上轨的家。

　　沙尚之说，外婆的防范意识很强，她让黄阿彩预先把重要的物品打成一个小包袱，一旦有情况可以拎着就走。父亲每次外出都与外婆约定：如果发现意外，他会设法叫面店送两碗面到家，作为危急的信号。没想到几天后，外婆突然听到后门口有人喊：“哪家订了两碗面，快下来拿。”她当即一惊，叫黄阿彩去拿小包袱准备转移。没等下楼，又听到隔壁三楼的人家推窗喊道：“是我家要的面……”原来是虚惊一场。

　　即便是到家来的“客人”，外婆也不让直呼其名。刘晓体形肥胖，外婆就给他取个“大肚皮”的绰号；刘长胜叫“摇篮的爷”，缘于沙尚之婴儿时睡过的摇篮后来送给了刘的儿子。

　　有陈馥“坐镇”，大家心里都觉得踏实和安全。也因为这个原因，“皖南事变”后，刘晓交给陈馥一个重大的任务，请她收留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并确保其生命安全。陈馥点头应允，她承诺愿以生命担保饶漱石的安全。

　　住在22号的日子里，喜欢看美国原版电影的饶漱石偶然也会让陈修良带他去杜美电影院（东湖电影院）看场电影，他英语不错，看电影时还会当“翻译”。更多的时间，饶漱石则静坐在家里陪阿贝，他喜爱这个小姑娘，阿贝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女。四个月后，饶漱石离开了景华新村22号，渡江去了盐城新四军军部……

　　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后，日军便进驻到了租界，上海的形势顿时变得险恶起来。为了保持实力，江苏省委全部迁到了淮南根据地，陈修良也奉命离开上海到达新四军根据地。景华新村22号一下子冷清了，只剩下双目失明的外婆带着外孙女以及小脚女佣。可再艰难，陈馥也要把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秘密机关保护好，说不定哪天又要派上用场了。

　　在沙尚之记忆中，只出不进的生活开支使外婆用完了所有的私蓄，但房子的租金每个月是一定要付的。无奈，外婆不得不把22号的三层楼租出去，收租金贴补家用。外婆坚信有朝一日，这里还将作为秘密机关地点，为此，她对房客的身份是选了又选，最后选中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家庭妇女与她们同住。

　　伤心最是无泪处

　　陈馥的预见没错，抗战胜利后，景华新村22号再次“热闹”起来，这里又成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可胜利的喜悦并未维持几天，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加紧了内战准备。就在这时，华中分局谭震林副书记找陈修良谈话，要她潜入国民党首都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南京，“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林立，更有一批上世纪三十年代从苏联回国的党员成为叛徒后被吸收到了特务机关，他们的任务就是发现、辨认曾经是同事、同学的中共党员。南京党组织从1922年初建到陈修良受命前已遭八次毁灭性破坏。

　　春寒四月，沙文汉和陈修良在根据地话别。沙文汉对妻子说：“南京城犹如虎穴，那些叛徒大都认识你，万一落入他们的手……”陈修良道：“绝无生还之理。”她定神看着丈夫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刻写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说：“我是抱着必死决心的。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妻子的凛然正气，令沙文汉感慨万千，他说：“陈福（陈修良小名）我要送你一首诗，以壮行色。”陈修良接过诗吟道：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从陈修良奉命离开上海到1946年受命于南京，陈修良已足足四年没有见过母亲和女儿了。此去前途凶险，她要和生命中最亲密的亲人告个别。

　　于是，陈修良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景华新村22号。沙尚之忆起6岁时的这段情景告诉我，那天，只见门外走进一位风尘仆仆的女人，她瞪大着眼睛追问：“侬是啥人？是新来的保姆吗？”陈修良湿着眼睛抚摸着她的头，喃喃道：“阿贝，我是你妈妈，乖孩子，我是你妈妈呀。”

　　沙尚之依稀记得母亲是戴眼镜的，但她实在不相信眼前的就是妈妈。外婆告诉她是真的，直到陈修良拿出为她买的几本谜语书，沙尚之才和妈妈真正亲热起来。

　　此情此景让陈修良无比酸楚：一晃四年，女儿不认她，母亲也苍老了许多。在女儿面前，陈馥丝毫不提自己的难处，只是用双手摸着陈修良的脸和身子说：“阿福，你很瘦，可听声音，你精神很好。”

　　团聚的日子不过几天，又到了和亲人分别的时间了。

　　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市委，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异常严酷的环境中坚持到南京解放。从1946年上任到1949年解放，陈修良领导组织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光彩照人的正剧。众多斗争中，震动全国的“五·二”学生运动正是上海局在景华新村22号二楼的亭子间策划的。

　　1947年5月，陈修良接到了丈夫要她“回去料理家务”的信件，这是要她回上海开重要会议的通知。自她去南京工作后，和上海局的联系就凭借这带有暗语的家信了。

　　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当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听陈修良说到物价暴涨，大学公费生每天的伙食费少到只够买两根油条，学生的不满和怨言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时，刘晓对陈修良说：“学生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人心所向，分局研究决定，组织一次由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天津等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斗争，由南京先突破。你看，南京能打头炮吗？”刘长胜这时也说：“南京是蒋介石的老窝、国民党首都，如果带头突破，在全国会产生很大影响。”陈修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先带头。”离开景华新村时，沙文汉关切地叮嘱妻子：“在敌人眼皮下开展群众工作，共产党人的作用就要像酵母和在面粉中，看得见它在慢慢发酵，却找不着它究竟在什么地方。”陈修良记住了丈夫的话，也深深感受到沙文汉是多么企盼妻子的成功和平安。

　　后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修良终于回到了使她百感交集的故地：景华新村22号。

　　作为女儿，沙尚之真正了解母亲，是在她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发现母亲历尽坎坷，却依然耿直、坦率。陈修良的思维依然清晰，潜心研究党的历史成为她晚年最大的心愿。景华新村22号的二楼，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始终亮着灯光，这是陈修良用饱蘸着血和泪的笔，抒发自己对各个时期的战友及亲属的深切思念和敬意。这时，她的眼力已经相当差了，她就用放大镜和记号笔写，一页纸写不了多少字，然后请人誊抄。骨头疼得坐不住了，她就站着写。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她实在站不住、写不动了，就口述并录音。党的真实历史就蕴藏在这些革命者的事迹与经历中。

　　陈修良与生命赛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历史资料。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走完了她92年的坎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