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新年快来了——

　　各类性质的机构，都在总结、述职、安排员工放假和奖金发放事宜、研究来年生存方略。酒店里的各种高峰论坛、年会的标志次第呈现。各类年度文学奖、排行榜的颁奖仪式相继举办，文学刊物的明年第一期目录陆续推出，作家们欣喜或黯然，而文学，其实就是小欣喜与大黯然的产物。

　　应约写下这些文字，正是冬至，我刚刚离开温州的一个颁奖仪式，回到上海家中的书房。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2期的散文《海上手绘集》，获得《十月》杂志和瓯海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琦君散文奖”。

　　现代作家琦君，温州的女儿，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台湾开始写作，以小说《橘子红了》成名，众多散文名篇影响数代读者。她书写父亲的文章，总让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

　　获得这一届琦君散文奖的作家，邱志杰、苏沧桑、董华和我，身份各异：艺术家、职员、诗人或农夫。这充分证实，散文这一文体拥有巨大的包容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一代人写一代人的文章，正如琦君、朱自清们写出了他们各自时代的乡愁与爱一样，我们应该辨认自己的生活，向后世传递这一个时代的人间消息。

　　而时代正在巨变。基因编辑后的婴儿，在争议中是否已经出现于我们身边？机器人开始写情诗，甚至会深度介入人类的卧室。如何面对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传统乡村的消失？对此，简单的赞美或者哀叹，都显得虚伪和肤浅。

　　所谓故乡，就是消失——从地理，到时间。那些消失的事物、人物、情感，证明一个人曾经怎样走过、活过、存在过，并支撑其继续面对充满了变数的未来。只有语言，能够保留故乡，或者说，只有日益深刻的头颅和迅速衰老的身体，才是一个人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故乡。

　　显然，当代作家或者说当代人，已经不能简单地复制琦君先生们的乡愁与爱。必须面对当下，更新表达。

　　即将到来的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启蒙的任务依旧需要担负，或者说人的现代性建设、文学的现代性建设，永远在路上。

　　一个当代作家，对于先秦以来历代大家前贤的最深敬意、最高礼赞，就是“解放中国文章”，使汉语的美感与力量在新时代赓续、生发。

　　《海上手绘集》是一个仍然处于延展中的系列散文，未来将结集成为一本关于上海的书。之所以用“手绘”一词，就是强调一种个人化的独特书写，为上海这一座混血之城造像，但必须充盈个人经验——这其实也是一幅自画像。一个人与置身其中的时代和世界，难解难分。正如诗人沃尔科特所言：“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是一个民族。”如果能够写出属于我的上海，那它必然也是我们民族的上海。

　　转眼间，移居上海将近二十年了。我爱这一座城市，并把它和我的家乡中原混为一谈——我周围的上海，必然是一个中原人的上海。而我记忆里的中原，也获得了一个辨认它的上海角度。把上海、中原集于一身，现于笔墨，我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琦君散文奖”颁奖仪式结束后，几位作家、诗人参加了温州大学举办的主题为“文学里的乡愁”座谈会，与儿女辈的大学生们交流。我谈了几句话，大意是：文学就是乡愁，读书与写作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精神意义上的故乡，获得安抚与不安——在安与不安之间，在受伤与疗伤之间，人的一生才丰富、深沉、值得一过。

　　琦君故居也去看了。在故居里读到她所写的一句话：“雨洗过的青山，就是泪洗过的良心。”所谓写作，也是在雨水泪水中保存青山和良心吧。

　　新的一年，新的雨水和泪水，让青山和良心美好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