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父亲和老师们说，求书画是必须自己裁好宣纸带去，角上还要贴一张小红纸的。那是规矩。

　　久矣不循矣，社会风气早已变了。我常接到电话，“侬搭吾写张字好口伐，几十几乘几十几公分……”于是老朽戴上老花镜，仔细量好尺寸。几十几，还有零数，挺难侍候的。

　　两年前曾陪朋友去求高式熊丈挥毫。我裁好宣纸，角上黏上小红纸条，规规矩矩写上“敬请式翁丈法书。陈茗屋代求。内容如何如何，赐呼某某”。到了高府，奉上润金和宣纸。式丈一见红纸条，大称赞，说现在的人大多已不懂了，并嘱其家人把红纸条收好。

　　赐呼某某，也就是请他写上上款的。倘是平辈，从前习惯用“赐款某某”。小辈求前辈，必须要用“呼”。这些知识，都是小时候学来的。

　　倘要书画前辈称呼你老几，那就在“赐呼某某”下用小字注上“行（数字）”。我大排行老五，我会注上“行五”。老前辈便会写“茗屋五弟”。在书画圈惯用的文字上，“弟”一般是指小辈的。

　　我在日本遇到过一位青岛画家，画得不错，为人也不错，送我一张画，上款是“茗屋弟”，其实他不过比我年长一岁而已。十分失礼。我估计他是真不懂，不是故意装老前辈的。

　　巨来宗丈的文章里提到过，吴湖帆先生异常珍惜宣纸，边角料都不舍得浪费。这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美德。物力维艰，不等闲视之。

　　我去过安徽泾县做宣纸的小工坊，体会过宣纸制作的艰辛，越发不敢随便对待。

　　年轻时，和工资相比，宣纸是很贵的。但是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大“捡漏”。那是一九六七年的春天。那时，淮海中路瑞金二路口有一家“泰山文具店”。除了销售文具，兼售纸张。店堂底部有一长排柜子，各种各样的纸张，一叠叠地展示在那边。后面还有一台笨重的切纸机，可以当场切割。平素，那里经营的都是机制的新闻纸、道林纸之类。突然，柜台上叠放着半人高的宣纸，全是汪六吉旧宣纸。一角钱一张。破碎的很多，只要一分二分钱一张。听店员说，都是从张充仁家抄来的，造反派委托他们处理变钱。我那时知道张先生是大雕塑家，洋画功底极为扎实，还能画中国画。距此三四年前，他曾请钱君匋老师刻过“甘苦备尝”一印，老师差我送到张先生家里。他住在合肥路那边，距泰山文具店不远。

　　我们家当时经济很窘迫，父母的存款全部被冻结，蒙恩享受每人几元钱的生活费。我竟然匀出了一元左右买了一大叠破残的，小心翼翼裁出许多小幅的完整者。后来，送了一叠给来楚生丈，他画了二十来张山水，连连称赞纸性大佳，还赐赠给我四张八大风貌的。

　　那一年，我还得到过一大叠八开大大小的旧净皮宣，是祝家伯伯荩梅丈赐赠的。祝家伯伯是著名中医，嗜书画篆刻。他把劫后残存的宣纸裁成小幅以避人耳目。如此佳纸，我自己当然舍不得瞎用。那时社会气氛已稍趋缓和，我去探望陆俨少丈。见他在窗前抄写毛主席诗词，长长的毛边纸像手卷似的。看我喜欢，便赐赠了我好几条。

　　俨少丈家在石库门底层，窗前即是天井，所以他在做些什么，邻居看得一清二楚。除了抄抄毛主席诗词，也不可能画画。他当时的境遇当然也是非常窘迫，手头也没有好宣纸。过了几天，我便把荩丈赐下的净皮小幅佳纸呈上请他赏用。他在这纸上，每张都抄上好几首，小小的行草，字字珠玑，精彩极了。俨少丈赐赠了十多枚。友朋见了无不大称赞，纷纷强索。现在，我手头仅珍护着二枚了。

　　祝家伯伯荩梅丈，过了不久，因担忧女儿插队事而猝卒，实在是十分意外，十分可惜的。我参加了在斜桥殡仪馆的告别式，限于当时的大环境，自然十分简单。虽然简单，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在青年时代关心我的一位好人。

　　曾经请君匋老师为祝家伯伯刻过“荩梅”二字，极精彩的赵之谦风朱文。我把它选刊在最近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十六本一套的钱君匋卷中，以为纪念。

　　祝家伯伯的小儿子，是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名教授，大名鼎鼎的祝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