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高龄的母亲与病痛抗争了9个月，终因心肺功能衰竭于3月21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夜深了，我微微颤抖的双手捧着读过无数遍的那封母亲的来信，眼泪似决堤江水奔泻而出……

　　49年前，23岁的我在空军高射炮兵某团任青年干事，被派遣到援越前线的高炮某团见习。战场上，硝烟弥漫，一批批敌机被我击伤击落，不少战友也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血染疆场。战斗间隙，我们到连队了解情况，编写战报，帮助处理烈士的善后事宜。工作有序而繁忙，根本无暇顾及个人和家事。3月底的一天，通讯员突然给我送来一封信，地址是家里的，笔迹十分陌生。那是谁写的呢？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没看内容先看写信人，信的最后赫然写着——母亲。我既诧异又惊喜。母亲俞秀卿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识字并不多。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写过什么书面东西，更不用说写信了。这封信只有161个字：“儿子，小时候我们抚养你长大成人，这是我们父母应尽的义务，现在你长大了，就应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应时刻想到国家和人民，应做到先国后家，有国才有家，没有国也就没有家。我们希望你有空能多来几封信。”1967年，国内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但信中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真实和坦荡的。我被震撼了，禁不住热泪盈眶。父母并不知道我上前线打仗，他们是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敌军对北越的轰炸并危及我国边境安全的，也听到过有战士阵亡的消息。在这个时候儿子被派往广西“出差”，危险显然就在眼前。枪炮无情，儿子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啊。

　　事实正是如此。接到母亲来信的前几天，我和朱干事一起到某高炮一连。刚到不久，阵地上拉响了一等战备的警报，全连指战员迅速进入战斗岗位。我们两个机关下来的干事和连队副指导员、通讯员一起站在两个炮位之间的交通壕内，等待着痛击来犯的敌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眼看一个小时也过去了，不但没有看到敌机群的来袭，连敌机的曝音声也没听见。连长和指导员不时地提醒战士们：“这一次等的时间比较长，千万不要放松警惕，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战士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纹丝不动，严阵以待。和我一起来的朱干事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俩到不远的另一个连队去吧。”说完，我们先后跳出交通壕向阵地门口走去。刚走了100多米，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回头一看，一股浓烟夹杂着尘土升腾在阵地上空。我们赶紧掉头跑向阵地，当跑到一分多钟前站着的交通壕上方，只见交通壕被炸塌，副指导员和通讯员胸部以上被炸飞,四周地上满是战友的鲜血和残碎的肌体，真是惨不忍睹！后来才知道，这是敌军战机在20公里以外发射的专门攻击我雷达的“百舌鸟”导弹。这一枚“百舌鸟”导弹，造成了指导员、副指导员、一排长、通讯员等6位战友壮烈牺牲，另有6位战士负伤。要不是我和朱干事侥幸离开，这次也“光荣”了。

　　我理解母亲。在她的信中，我隐约感觉到她为儿子生命安全的焦虑和担忧，但她更懂得，儿子此时最需要的是亲人的激励和抚慰。母亲是背着父亲和弟妹们，亲自动笔给在前线的儿子写了这封发自肺腑的信。母亲的信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勇气。面对北方的祖国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绝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三个月后见习期满，我怀揣母亲的信，安全地跨进“友谊关”，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母亲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我带着母亲的信随地空导弹营到中越边境执行自卫反击轮战任务；我带着母亲的信到西北靶场实施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我带着母亲的信参加地方抗洪救灾；我带着母亲的信，转业回到了上海。

　　母亲这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子女写的信，和在烈士牺牲的阵地上收集到的一块“百舌鸟”导弹残片，我一直保存着，我要把它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以慰母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