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这件事情给我听的周贵良是一个很大的造船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他们造了很多大船，航行在世界的海面，他们的光荣是具备无比辽阔的海洋面积的。但是他对我说：“这样的事只有你来写，我写不出来，写出来也不好看，我讲给你听。”

　　结果他就讲裴根了。不是那个有名的总被人引用语录的英国人培根，是我们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裴根。我长大以后经常阅读培根的书，读的时候总会想，我们的数学老师也叫“裴根”。他那时应该过了五十岁，所以在我眼睛里是一个老头。这个老头一点儿也不笑嘻嘻。他总穿布鞋，也穿过几次皮鞋。他手里夹根粉笔，上课就是在黑板上写题目，计算题目，不说一句废话，他是一个完全的数学老师。

　　周贵良说的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上完体育课，接着上数学课。裴老师在黑板上演算题目，他是一个把每道数学题都写得端端正正的老师，解题的每一步像是脚步，在他的粉笔里没有一丝犹豫地一个个踏出，“唰”就站成一排，接着又是一排，他把演算写成了审美，他写的时候整个后背上都是一种固执的严肃，他上课的每一节时间里都是只有数学，他不笑嘻嘻，不同学们长，同学们短。

　　我们也必须固执地让自己没有笑嘻嘻、不讲废话地听，我们都只有一片宁静地听，才能和他的固执、严肃打成一片，学生是要和老师和严肃的课堂打成一片的，可是这时周贵良和张志平没有和课堂打成一片，他们在小声说话。他们两个都是优秀学生，张志平还是团支部书记。可是优秀学生也会偶然地魂灵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张志平对坐在旁边的周贵良说：“啊呀，我的帽子忘记在操场上了！”他说得很轻。优秀学生魂灵跑掉的时候也是不会完全忘记课堂纪律的，何况还是在裴根老师的课堂。周贵良说：“那怎么办？”那是冬天，张志平的那顶帽子是海芙绒的，蓝颜色。

　　结果大概是周贵良的那一句“那怎么办”被在黑板上写着数学的裴老师格外清楚地听见了。他转过身，他转身的速度不像老头，而是迅速的，生气的时候是最容易迅速的，他指着周贵良：“你在说什么？”

　　周贵良站起来。他想告诉裴老师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没有开口。那时的学生都胆小，优秀的学生更胆小。他只要说出张志平的蓝帽子还在操场上，那么裴老师即使脑子里全是数学也不会有后来的严厉。那个年月，一顶帽子，一个小孩是不可以马马虎虎丢掉的，那时没有很多钱！

　　裴根戴着眼镜。就是那个时代老师们和非老师们都戴的最普通的眼镜。如果他手里没有一支粉笔，不在黑板上写题目，恭恭敬敬演算成一排排整齐的脚步，那么他其实也很像一个老裁缝。他凑近了给你量尺寸，凑近的时候不会笑嘻嘻，然后默不作声地剪，裁，踏起缝纫机。他镜片后的两只眼睛，都是很像一根直线，一是一，二是二，不往别处闪开，蛮吓人的。

　　老裁缝两只眼睛像直线一样看着周贵良，指着门说：“你不要听给我出去！”

　　周贵良胆子不大，但是走出去时很挺直，像一个少年男人！他也是一个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很多笑嘻嘻的男生，上课的时候永远都是端正的姿势，专心的神情。可是他现在被赶出了教室。

　　裴老师继续上课，演算。周贵良在门外走来走去，偶尔也听得见裴老师声音里的数字，裴老师声音里是上海话覆盖住普通话，普通话只剩下真正的一点点。

　　后来就下课了。那一天，优秀学生周贵良不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我们那个学校的学生都是有很多认真，很多敏感，喜欢更多尊严的。

　　过了两天，裴老师让别的同学叫周贵良到他办公室去。那个时代的老师办公室，简单又庄重，谁踏进去也不敢嘻皮笑脸、蹦蹦跳跳。裴老师问：“上次课你没有听到，你有什么问题吗？”

　　周贵良说：“我问别的同学了，我都懂了。”

　　裴老师说：“我听说你喜欢集邮，我送给你一张邮票吧。”

　　邮票用透明玻璃纸包着，票面上是古巴英雄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也戴着帽子，古巴革命者的帽子。那时我们没有“偶像”这个词，可是我们都崇拜卡斯特罗。

　　贵良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裴老师！”

　　走出办公室，走往教室的路上，贵良才看见邮票的背后写着两个字：“歉意！”那两个字也是端端正正、恭恭敬敬，是无比固执地写出的。

　　“歉意！”数学老师裴根是多么会选用词语。他后来了解了情况，他就把这两个字写给学生。

　　周贵良说，卡斯特罗邮票现在还在。

　　可是裴根老师在哪儿呢？他应该有一百多岁了。如果知道他在哪儿，那么我会把这个故事寄给他，贴一张有轮船的邮票，他读了想起来，眼睛里的那两根很直的线，会很软和地散发出慈祥，那个无比厉害的卡斯特罗其实也很慈祥。我没有问周贵良有没有阅读过培根，即使读过，培根给他的意义也不会超过裴根给他的邮票。

　　这张邮票，和周贵良后来的海洋面积的光荣是怎样贴着的关系呢？他没有说，我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就在省略号里结束吧，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