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5日，我出生于苏北黄海之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抗战爆发时，这个全省面积最大的阜宁县，只有两三所县立和民办中学。那时烽火漫天，颠沛流离，我小学没有毕业，初中读了三个月。乱世之秋，只能分别在外公、大舅父、大伯父的指导下坚持自学，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至今我仍可背诵《古文观止》一些段落。

　　在四十余年《辞海》编纂工作中，我审读了大量书稿，接触了许多新时代的杰出人物，浅识了一些哲理。然“三百千”中的某些内容，由于时代的变迁，新中国建立后已不适用。余暇之际，我常常思考利用“三百千”的传统形式，“旧瓶装新酒”，宣传新时代的道德准则；跟上青少年需求和口味的变化，努力创造服务于文化道德建设的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

　　2015年初，我的忘年之交责任编辑朱志凌建议我重新编撰《品德三字经》《品德千字文》，触动了我的思绪。德育是国家提高公民素质的一项基础建设。各方面专家学者，社会政治工作者，为少年儿童撰写各个学科的益智进德读物，与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同生共长，相得益彰。同时期盼在全国范围内整治环境，清除恶浊腐败气氛，发扬正气，即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为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健康成长创造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

　　承施芝鸿同志在百忙之中审读全稿，提示具体的修改意见。他认为重新推出《三字经》和《千字文》的新时代版本，阐述时代精神和宣传历史杰出人物是“时代精神和道德制高点需要”，并欣然命笔为文稿作序，以为鼓励。

　　在编写过程中，曾请教不少专家学者，多蒙大力支持。编写中协助最多者如责任编辑朱志凌，以及几十年的老朋友徐庆凯、秦振庭、杨宝林、王瑞祥等。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我已年近九十，这次重新修订编写，足足花了两年时间，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加之老耄无用，记忆力剧减，篇中所述，恐词不达意，或有立论偏颇、援引错误之处，期盼读者指正。

　　本文系拼音版《品德三字经》《品德千字文》的后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