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建设”的红火，许多艺术家在乡村找到了广阔的施展拳脚的空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的文化资源赋予了“乡村建设”以独特的魅力。如何结合乡村进行可持续发展建设？如何让公共艺术走近乡民、走进乡村？这些都成为许多艺术家和建筑师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2016年9月28日，首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11位建筑师所建的16座竹建筑正式与世人见面。本届竹建筑双年展以“场所精神，乡土建设”为主题，践行了“因地制宜、因地取材、因人成事”的中国式智慧。竹，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成为连接乡民与艺术之间的纽带。这个在乡村举办的当代建筑双年展反响强烈、盛名远播，迄今余音绕梁、话题不断。为进一步探讨“场所精神”所蕴含的艺术文化价值，艺术评论家徐明松老师与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策展人、设计师葛千涛展开对话，生动地再现了“场所精神”如何让艺术在“乡村建设”中返璞归真、求取真义。

　　徐明松：当下，公共艺术对在地性越来越关注，特别是国际性的双年展。多年前诸如圣保罗双年展等国际艺术展事就已经开始关注本土文化的境遇和问题，这可以说是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语境之间的一种关联或者是对接。竹建筑双年展中的“场所精神”实际上也是要寻找这个场所所具有的人的本质的东西，它的文化、历史、地理所呈现的文脉感很重要。材料的变化也会带来建筑上的革命。重新呈现竹的价值，无论从文化价值层面还是建筑学价值层面，都是很有意义的。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竹建筑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也会越来越丰富。就某种意义而言，竹建筑的新发现和新发展不仅有其建筑技术层次的价值，也不仅是材料美学的层次，更有着建筑学、社会学、美学等多重面向的价值。

　　葛千涛：建筑具有公共性，必须考虑人的感受。 “乡土建设”，则要根据地理环境、地域文化营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尤其在当下需要避免千镇一面或千乡一面。当我们思考双年展以在地的方式，在一个仅800多人的村庄展开，这对地处偏远的龙泉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我们要做的是将双年展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融入一个小村落。11位受邀的建筑师平生也是第一次参加“在地”双年展，这个项目有两个特征——学习和教育，建筑师需要进行在地学习，当地的乡民需要在场学习升级版的“低技术”。在四年的双年展营造过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当地村民从一开始的怀疑到产生认同，直至为家乡有这样的竹建筑群而骄傲的变化。因此，“乡土建设”关乎学习与教育的使命。经过四年坚持不懈的在地建设，宝溪乡的地方色彩演绎成了国际乡村，艺术的种子开始深植于这片土地，曾经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就此消失。竹建筑双年展的深远意义正如徐老师所说的：不仅是材料美学的层次，更有着建筑学、社会学、美学等多重面向的价值。

　　徐明松：你做的双年展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已经开始走出博物馆这个围墙，走出了博物馆中人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开始真正地把艺术介入空间，去解决艺术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文化问题，某种程度上也重新地揭示了在地性和公共性，同时延续了在地的文脉，呈现你所说的“场所精神”。

　　葛千涛：是的，这好比印象派在美术史中的重要性，主张革新、走出画室、走进大自然，在地写生，表现阳光下色彩微妙的变化，体现了画家对客观事物的印象，区别于古典主义在室内进行的艺术创作。以往的建筑双年展大都在一个大“盒子”中举办，参展建筑师的作品基本上是建筑模型或装置，而竹建筑双年展却是国际眼光与普世审美、与中国平凡乡村的一次邂逅，是对在地万物、历史与现实、文脉与突破的一份未曾经历的尊重，是文化自觉的一回启蒙。践行中的乡土建设其动态的学术价值也为乡村植入了恒久的生命力。

　　徐明松：这不仅是艺术层面的问题。许多大大小小的双年展展完之后就成为一堆废墟，这实际上没有思考到它的可持续性。

　　葛千涛：因为缺乏敬畏心，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创新的可持续的展会模式呢？创造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其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自身，有没有最基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徐明松：竹建筑双年展的16栋建筑，基本上都是以公共性的建筑为主体的。

　　葛千涛：对，60%以上。

　　徐明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竹建筑从“乡村建设”、民居以及日常生活形态的角度出发，是不是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葛千涛：那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乡村已经为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展现了广阔的视野，竹建筑双年展所引发的公众思考和参与，包括多所院校的艺术介入，其中有：广州美院“为乡村而设计”毕业设计展、温州的“外水良艺境”创作。未来的“乡村建设”，其发展的空间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民宿、民居拓展为对“场所”的思考，可以预言，未来的艺术前线在乡村。

　　徐明松：你们在整个宝溪乡的竹建筑当中，运用了很多低技术，是觉得用低技术手段便于推广吗？

　　葛千涛：在乡村推广“低技术”非常重要。理由非常简单，相对城市建设，原住民更熟悉当地的物种、材料。就地取材、创导“低技术”为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开启了学习掌握升级版“低技术”的一扇又一扇大门，参与建设的每一个村民，都对竹建筑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徐明松：说到隈研吾，他到宝溪乡来参与青瓷艺术馆的设计，是什么样的缘由促使他来做这件事情？对这样大牌的设计师，你是怎样说动他，让他来参与这个项目的？

　　葛千涛：邀请11位建筑师的时候，我向每位建筑师提了10个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够激发起建筑师对竹建筑双年展发表各自的独特见解，隈研吾看到这些提问后，当即回信，他认为这些问题耐人寻味，非常有价值。我向他提问道：你作为建设师，如何去思考未来的“乡村建设”？还有，作为一个建筑师，如何去介入和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乡土建设”？你是用一种什么态度介入？隈研吾是这样回答的：“比起城市，在农村举办这样的双年展更有意义。它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乡村正依照自己独特的文化理念进行建设，而非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我希望通过研讨会、展览或者文化活动，让这些建筑能不断地为外来参观者与当地居民提供交流平台，成为在地艺术而非临时性的双年展。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文化以及技术，都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我有很多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就涉及地域特色”。“在地”双年展的吸引力、中国乡土建设的广阔舞台，加之他与国广（策展人之一）之间的相互信任，促使他参与这个有意义的项目。

　　徐明松：在做竹建筑的过程中，在技术的对接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葛千涛：可以说困难重重，溪头村买不到一根钢丝，更谈不上用于建筑的材料。而我们要完成的是11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建筑师的作品，更何况，双年展有别于其它项目，建筑师想表现的是各种可能性，面对他们天马行空的建筑设计，实现难度可想而知，同样令我们困扰的是，没有竹建筑规范，而我们却是要将它建成一个能够让人永居的社区。

　　徐明松：有实用功能的。

　　葛千涛：对，它不是建筑模型，因此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建设者，我们需要不断地跟建筑师沟通，隈研吾设计的青瓷艺术馆原本打算用重竹，由于材料和施工的成本较大，最终决定用松木替代重竹，但为了证明重竹的可塑性及双年展定义的“竹建筑”，经过沟通，我们还是请隈研吾采用重竹设计了一个小体量建筑（公共洗手间）。在施工层面，如需要加工与定制少批量的建筑师设计的构件，要找到供应商非常困难。

　　以意大利建筑师马儒骁负责设计的低能耗示范竹屋为例，在传统的竹建筑节点处，设计师一般会采取麻绳捆扎或采用竹钉，但这些表现形式比较传统，也缺乏当代性，而马儒骁设计的竹的结构件，通过金属工艺加工，专门研发出了一种竹建筑结构体系——在未来，受损的毛竹结构可进行灵活更换。这给了我一个提示，很少见到国内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发明创造构筑或结构件，我们绝大部分设计师，不是在努力创造更多，而是在竭力模仿，使用他人的标准化。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完善的乡建机制，需要有稳定可靠的研究为升级版的“低技术”发展提供认知基础，有更多更好的乡建培训体制，有绿色材料与专业设计的紧密连接，有更系统的关于地方传统建筑技术和工艺的研究与发展。

　　徐明松：我们的很多建筑样板是为高大上的社会精英服务的，但是实际上建筑越来越需要的是沉到泥土里去、民间去。我记得当年柯布西耶在他那本《走向新建筑》的前言里有写到，“为所有的人，为普通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

　　葛千涛：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事物的本体，回到日常生活中，强调“场所”，认识“在地性”。假如我们脱离了“场所”，抽象地表现形式或观念，其结果将因偏离本体而缺乏认同感。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策展人、建筑师、艺术家开始介入乡村，但要警惕“伪艺术”放“烟花”式介入而造成大面积视觉污染，避免乡村再次受到伤害。你这里所指的“观众作为介入因子”，让我回忆起2016年9月28日开幕式那天，5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千里迢迢，冒着狂风暴雨，汇聚在一个与众不同的竹构空间（接待中心），在那一刻，所有的乡土建设的参与者——原住民、建筑师、施工队以及未来续建者，在竹构穹顶空间里，感受建筑的精神性、感受彼此，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成为了“场所精神”一部分，也如你总结的——成为艺术塑造的一部分。

　　徐明松：这是一次“迟到”的访谈，却也是一个可持续的不断探讨的话题。让“在地性”和“场所精神”这样的意识和理念，通过人与人、人与建筑、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来呈现艺术（建筑）的存在价值。我以为，这个竹建筑双年展就是你和你的同道们进行的一次“乡村建设”的美学实践和社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