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塔、小尖塔、飞券、瘦高的尖矢窗和众多的壁柱、线脚，在主教堂周身密布了无数根垂直的树枝，也构成了整个城市的参天大树，沟通着天上人间。

　　哥特大教堂，在数百年沧桑变迁中，频遭杯葛、停工、破坏、修复等曲折历程，折射出欧洲文物保护的历史。据说，几乎没有一座大教堂是按设计图纸顺利完工的，建建修修、边建边修是教堂的必修课。

　　旺多姆广场的毕加索博物馆。伊萨河畔圣母教堂的红砖双塔，歌剧院大街卡尔教堂穹顶上的巨幅壁画，无一不在大修。欧洲的大街小巷，老教堂围着脚手架、古建筑罩着广告画，弥望纷呈，回旋着市声梵音。借着奥赛博物馆大修，米勒、莫奈、梵高、塞尚、博纳尔等名家的传世名画和罗丹的雕塑，才得以从塞纳河畔移师上海世博会。

　　中世纪教堂建造，有专门的机制和国际合作传统。始建于13世纪的科隆大教堂，外墙烟熏黑色，斑驳陆离；立面桀骜不驯，阳刚霸气。16世纪中断建造后年久失修，唱诗区围墙变歪了，屋顶上有虫蛀，接缝处也发生松动，石材之间长出了手臂粗的树杈，坐在室内都能听见小石子沿拱顶滑落的声音。1814年，德王威廉许诺拨款续修后，在科隆档案馆和巴黎、维也纳等处发现了早期设计图纸，恢复了教堂专题讨论会，成立了基金会，征得了弗里德里希一世、维多利亚女王等广泛的国际捐赠，终于1880年建成。参与工程的大批技术人员，日后在日耳曼、奥地利、瑞士和北意大利古建筑修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整旧如新”还是“整旧如旧”？早期古建筑修缮的原则是：“加固胜于修补，修补胜于修复，修复胜于重建，重建胜于装修。”19世纪则有“最小干预”和更大胆的“完全修复”理念。杜克为追求风格的纯正，修理了巴黎圣母院无数创伤，使之“焕然一新”。有人惋惜地说，巴黎圣母院成为失去诗意的假古董了。这件事触动了国际修复界，并最终促成了保护文物的共识：添加必须使用与原有部分“显著不同的材料”，跟原有部分有“显著不同的特点”，以免伪造。我们在科隆和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斑驳身影中见证了这一理念。

　　一个国家的崛起，总要用石头表达自己的意志、信仰和风采。雅典卫城是战胜波斯入侵者的纪念碑。传说皇帝尼禄在七弦琴的伴奏下，唱着歌欣赏大火的光辉，他“得到的是一座砖头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一座大理石的罗马城”。拿破仑建造了凯旋门等一批“帝国风格”建筑。红场的“列宁墓”是苏维埃政权的绝妙象征。伟大的作品往往会同时被善与恶的力量所利用。希特勒偏爱古希腊宏伟而又简洁的建筑，一如他崇拜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的音乐。他规定公共建筑要突出“高、大、宽、深、厚、重、远”。据说，凡走进慕尼黑纳粹总部的“褐色大厦”，都会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威慑力。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惊叹：一座大建筑“往往写出人类的世界通史”。的确，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石头的艺术，建筑是图画的语言。建筑需要大修，社会也同样。我们从它的修与建中读懂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