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朱寨先生赠我新著《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读后激动，感慨良多。当时写了篇读后感。但一直放着，没有给报刊发表。不料，朱寨先生最近辞世。这篇读后感只能成为一个追忆了。

　　朱寨先生是我的老师辈的人。他比我年长13岁，又是延安鲁艺出来的“老革命”。我是文学所和人大合办的首期文研班的学员，以前一直称他为老师，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认识他三十多年来，交往多了，他便把我当作朋友，到后来看成兄弟，成为至交了。每次聚会或通电话，我都称他为师，他却婉谢：“不要那么说，不要那么说。”我只好照革命队伍里的叫法，尊敬地称他为“朱寨同志”。

　　我对朱寨先生是充满敬佩之情的。他的随和，他的谦逊，他的淡泊名利，他的交谊诚笃，他的治学严谨，堪称为人师表。《朱子家训》里教育他的后人要“施惠无念，受恩莫忘”。我不知道朱寨先生与八百年前的朱熹有没有家族渊源，但朱寨先生为人处世之道，却是很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施惠无念，受恩莫忘”这种道德观念和道德风范。《记忆依然炽热》所记录的人和事，就是他这种为人处世的生动见证。

　　朱寨先生1939年赴延安学习工作，四十年代在东北解放区搞土改时就是“县太爷”级的官员了，解放后也在中宣部干过事。但后来他没有继续为官，而选择了做研究工作，成为一个默默耕耘的学者，勤于著书立说，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尽管如此，他仍然有着浓厚的“延安情结”，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他对于曾给他良好感染和影响的领导者的言行铭记在心，也就是所谓“受恩莫忘”吧。在《记忆依然炽热》中，他对老一辈革命家对他的影响作了生动感人的描写。他忆起了延安时期刘少奇同志亲自给他倒茶递水接待他的情景；他忆起周恩来同志耐心接受他采访，并亲自拿出延安买不到的糖果招待他的情景；他还忆起延安时期胡乔木招待他吃饭，拾起他掉在桌子上的饭粒的情景。朱寨先生为人和做学问，旗帜鲜明，但从不意气用事，总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就是一部贯穿着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在学界甚有影响的著作。

　　作为一位老作家和大理论家，朱寨先生对于报刊编辑劳作的甘苦也充满着理解和宽厚之情。我亲历过两件事可以为证。他去年赠我的《记忆依然炽热》的大著扉页上，写了这么一段话：“缪俊杰同志指正。其中《重晤鲁艺》一篇是经您之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延安地委的注意，还特意给我一公函的文件加以解释。否则不会有此影响。顺便特告知之。其他写到的人，也都是我们共同的师友。朱寨2011.3.30”。他说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89年3月11日，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作为此文的编辑早已忘却，而作为作者的朱寨先生还铭记在心，写下这些文字，令我十分感动。还有一件事，也牵涉到西安。1993年左右，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以后，朱寨以评论家的敏锐目光和深刻洞察力，写了一篇赞扬《白鹿原》的文章，挂号寄给我。我收到读后很感动，即发排清样上版送审，得到报社领导支持。不料，在印成大样已签字付印，几个小时后便要见报时，上面一位领导突然下令撤版，说：“这部小说比某某小说更坏。”报社无法抗争，只好撤换文章。但出于宣传纪律，我们不能把事件“真相”告诉朱寨先生。若干时间以后，他听到了有关此稿的种种传说。我只是以个人名义对不发表他的文章表示道歉，他心照不宣地说：“不怪你们，可以理解。”相逢一笑化解了编者与作者之间的一场“危机”。我当时无言以对，只好称赞他“好人朱寨”，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去年秋天，一批年过七十的文艺工作老同志写了一本暂名为《破冰之旅》的回忆录性质的书稿，刘锡诚、冯立三让我打电话联系，请朱寨先生担任本书顾问并撰写序言。朱寨先生以微弱的声音在电话中对我说：“俊杰，朋友们的好意我领了，当个顾问可以，但写序言恐怕是没有这个精力了。”我当时感到有些惆怅。文艺理论战线上的一员勇将，离我们渐行渐远，上周便离我们而去。我们都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