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5日，我作为首批上海抗震救灾队员，乘军用直升机空降映秀，投入到那场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中。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那段生死经历中的许多往事已渐渐淡忘，但空运我们进入震中的那个机组，我却永远难忘。

　　进入一架机身编号为LH92730的米-171型直升机里，首先看到的是一箱箱的方便面、矿泉水和尸袋，感觉十分拥挤和简陋。

　　登机不久，飞机就启动了，机舱里充满了轰鸣声，说话都要凑到对方耳朵旁大声喊着才能听得见。机械师关好舱门，就坐在我旁边。当时我还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就去向他打听。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我“NIN XIU”。巨大的轰鸣中，电话自然没法打，只好向家里发了条短信：“我到宁修去了。”后来才知道我去的地方是“映秀”。

　　飞机很快飞出成都，我们的手机也就此没有了信号。军用直升机与民航机大不一样：不仅没有人要求你的手机关机，连飞行中窗户都是开着的。因为不管开窗关窗，机舱里都是一样的吵。座位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紧张地拉着把手。飞机上没有空调，驾驶舱里的正、副机长也只是靠头顶的两只摇头电风扇在降温。我们在机舱，只好打开窗户，在浓郁的航空煤油味中，捂着耳朵吹吹风。

　　机械师凑近我的耳朵，同我吼着聊起来，询问我们的来历。当他知道我们是上海的医生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娃娃们不容易，下去了就要成受灾群众了。”当时的我，还有些年轻气盛，觉得这些解放军还不知道我们的本事：我们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上海医院里，个个都是危重病人的抢救能手，他可别小看我们了。过一会机械师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包雪米饼，撕开来分给我们吃。考虑到飞机的载荷，当时我们只带了些抢救药品登机，身上都没带啥食品。他一边给我们分，一边招呼：“快吃点吧，下去就没时间吃了。”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赶快咬了两口。

　　飞机很快飞抵映秀上空，整个镇子已成一片废墟。飞机降落在岷江河滩上临时机场，解放军马上围上来，搬运飞机上的物资。机长从驾驶舱里拿出半箱“农夫山泉”，交给机械师递给了我们。飞机虽然落地，但是螺旋桨并未停止转动，巨大的旋风裹挟着河沙，吹得人眼睛都张不开。我只能眯着眼，很感激地向飞机敬了个礼。飞机卸下物资，装好伤员，不到五分钟就又起飞返回了，为后续飞机腾出场地。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投入到昏天黑地的救灾工作中。平心而论，我发现原来的设想与残酷的现实有太大差距，我们这些大医院的医生在灾区很难施展才干：因为断水断电断通讯，也没有手术器械和消毒设施，我们最擅长的创伤复合伤手术，在废墟上根本无法开展。我们只能为患者进行一些简单包扎，为当地群众提供一些药品，为抢救挖掘出的幸存者争取抢救时间。 

　　尽管食物匮乏，但那些日子里，我们并不感到饥饿。一方面是每天面对那么多的惨象，闻着熏人的腐臭；一方面是不断袭来的余震，每个人精神都高度紧张，处于应激状态，大家根本没胃口。倒是机长给我们的那半箱水，成为我们维持生存的源泉，每人每天一瓶的定额，也成为我们在那段与世隔绝日子里的精神支柱！

　　整个救灾期间，直升机轰鸣始终没有停歇过。这些英勇的飞行员，驾驶着简陋的飞机，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人的胆量，翱翔在岷江河谷。他们带去的不光是物资和人员，更是鼓舞灾民生存下去的希望。一周多后，我们徒步撤离了映秀镇。正当我们回到成都，庆幸大家全部安全撤出时，一个惊人的噩耗传来：5月31日，一架米-171直升机在映秀镇附近失踪。刚从灾区回来的我们，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只是我们都不愿相信。

　　至今，我还不知道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名字，只记得三张戴着飞行头盔、戴着大墨镜的黑脸，也不知道那个机组是否平安，只能在心中为他们默默祈福。在那生死关头，LH92730机组不光给了我们在灾区生存下去的物资，更给了我们在灾区孤军奋战的信心。时隔四年，我忍不住再次拿起笔来，缅怀一下那几位陨落在岷江河谷的雄鹰，也深深地感激这些逝去英雄和他们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