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由文学报和文汇报文艺部主办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文学价值重估”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雷达、陆建德、王纪人、肖鹰、王彬彬、汪政、陈冲、任芙康、黄昌勇、郜元宝、杨扬、洪治纲、葛红兵、范培松、杨剑龙、张宗刚、何平、李笠、夏烈、续小强等来自海内外的3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社长陈保平出席并致辞。 

　　评论全乱掉了 

　　有发言者说，莫言得奖前，上海书城一个月卖掉了一本他的书，得奖第二天，莫言的书全卖空了。疯狂的不仅仅是读者——“有学者在莫言获奖之前写了一篇文章，说莫言作品存在着若干个问题，在莫言获奖之后他应邀到一个地方去演讲，原来说的若干个问题全部变成优点了。”《文学报》主编陈歆耕说的不是笑话，而是一件真人真事，这也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中国文学界带来的怪现象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也举了另一个例子。他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批评家在《纽约时报》上写文章批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他们把奖颁给了一个三流作家，认为莱辛近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好作品。但中国媒体上没有不同的声音。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亦表示，我们的文学和批评确实太弱了，稍微有一点点外面的结论，整个就乱掉了。莫言获奖，某些平时不太研究莫言的人好像成了专家，一下子谈了很多的话。“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不想提这个人的名字，这篇文章简直充满荒谬、错误，怎么会这样写文学评论文章，根本不知道怎样去评价一部作品，去理解一个作家，他完全是把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材料去迎合去认证当前的大问题。” 

　　创作还应反思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件好事情，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说，获了就获了，得了就得了，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作家获奖了，把很多创作中的问题给放过了，“不管是莫言个人，还是我们几代作家的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了，你看我们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东西完全不成立。” 

　　评论家雷达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等则直接提出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问题。雷达表示，前一天还有人在说，现在一年出版长篇小说6000多本，他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但是每年真正能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也就十多部而已，最热的就是几部作品。数量和质量严重的失衡、原创力的匮乏，都是中国文学的弊病。这次莫言得奖是一个重大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带来的调整是必然的。 

　　杨剑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处于某种困境，包括小说、散文。“很多小说家不是在创作小说，是在创作影视作品，在创作之初就向影视改编献媚，写作过程中更注重场景对话，而把心理微妙的东西都淡化。”杨剑龙认为，当代文学整体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也弱化了，“走向市场之后，精神价值失衡，很多作家是向大众献媚的，而不是建立某种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作品。” 

　　莫言贵在创新 

　　郜元宝说，这次媒体上谈得更多的是诺奖本身，很多文章是急就章。“莫言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我希望多点这样的追问。文学界要有底气，有从容地冷静地看问题的方式，自己能说自己的话语，说自己的阅读感受，讲一点大白话，而不是乞求一个权威。” 

　　会议上，评论家们也谈到了对莫言作品的看法。雷达说，他觉得莫言获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莫言创作中间的艺术创新。莫言在《红高粱》里面写罗汉大爷的耳朵在一个瓷盘里面跳舞，发出了响声，在艺术感觉方面，莫言有他的特点。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则非常坦率地谈了他个人对莫言作品的看法，他认为对莫言一定要分早期和后期这两个阶段具体划分。“莫言的文学欣赏经验更多是一种粗鄙的宣泄，至少他后期的作品是这样的。在揭示人生粗鄙的层面甚至变态的层面，当然是文学应有的主题，但不是文学最高价值。文学真正价值，应该是人性多层面，要有厚度。这个厚度一定要带来人性关怀，带来人性的理想，同时带来一种深刻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爱和美的呈现。” 

　　本报记者  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