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由莫双损

　　名角儿离开国有院团、选择自立门户的客观原因各不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这些角儿都对创作上的自由度有相当的追求。十多年前萧雅回国后也曾加盟上海越剧院担任《早春二月》的主演，但自由惯了的萧雅对国有院团的创作模式已难以适应，最终还是选择了成立自己的剧团。而赵志刚虽然在越剧院曾是一团之长，有较大的创作自由度，但依然觉得离开院团后在创作上可以更有个性和风格，从他的两部新作来看，风格也果然比原来有很大的不同。张军去年底推出了一场大胆混搭的“水磨新调”音乐会，颇得圈内外好评，但这样一场演出如果是以上海昆剧团的名义推出的话到底有多大可能性，不得不让人打上一个问号。

　　不过由于戏曲艺术终究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离开国有院团后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并不能实现角儿们的艺术理想，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角儿们几乎都选择了与另外一些国有院团合作推出他们的作品，有些更是有意与院团进行长期合作。不过这些院团或班底往往无法与他们之前离开的团体相提并论。道理也简单，真正有实力的剧团有几个肯围着外来的角儿转、甘当他们的班底呢？所以角儿们在得到相对的“自由”之外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作品的水准。另一方面，这些角儿虽然大部分依然选择把自己的创作中心、剧团或公司建立在上海，但如果他们持续选择和外地院团合作，把创作重心转向外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上海而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才流失。客观上变成了一种“双损”局面。

　　搭桥梁建平台

　　如何破解名角儿离开体制之后创作上的困境，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建议，有两种做法不妨可以一试。一是创造机会让有意回归的角儿重回院团，并在院团内为他们提供一种较为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比如成立个人工作室等。事实上各地戏曲院团中有个人工作室的并不少，比如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茅威涛工作室、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吴凤花艺术工作室、国家京剧院的张火丁戏剧工作室等，这些院团都为角儿们提供了一定的创作自由度，让他们可以在体制内外进退自如。上海京剧院的史依弘、王珮瑜等也是同样如此，虽然名义上他们没有成立个人工作室，但都有自己的经纪人，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演出项目都是由他们自筹资金、自主推出的，但因为他们依然是上海京剧院的角儿，所以这些作品的成功依然与上海京剧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不是所有的角儿都有可能回归，对于那些不具备回归条件的角儿们如果能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创作重心向外地转移的现状。在各大戏曲院团，中青年演员缺少舞台实践的机会一直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难题，因为戏曲演出市场的容量有限，不少院团都不得不请名角儿为青年演员让台。一方面是院团有相当一部分有一定水准的青年演员甚至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角儿没戏演，另一方面却是自立门户的角儿们找不到人来演戏，如果能有一个平台让这两者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岂非一件双赢的好事？只不过若是让角儿们自己去找院团商借演员，只能依靠角儿与院团的私人关系，难以有机制上的保证。如果有关部门能在文联、艺联或者戏曲中心等机构之下建立一个戏曲人才商借平台，而院团也能以开放的姿态来看待这种演员的商借，甚至把这个商借平台看作是一个增加青年演员舞台实践的平台，就有可能实现双赢。　　　　

　　本报记者 王剑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