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众鑫城小区地处繁华地段，居住境外人员达300多户，注册登记的境外人员有40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46个国家和地区。小区被大家戏称为“小联合国”。2003年，我成了这个小区的社区民警。

　　我的师父是个老民警，他会讲各种方言，但面对金发碧眼的老外，老法师因为不会讲英语一时间没了用武之地。我昼夜苦练英语，以为会英语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遇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碰到了不少尴尬。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我边学边干，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小联合国”的工作路子。 

　　那年高考前的一天晚上，一帮老外来到4号楼聚会，唱歌跳舞好不热闹。正巧楼下的考生明天要参加高考，睡觉时被楼上的吵声闹得无法入眠，于是，他们拨打了110，我赶来敲开门后，见里面有20多人，便用英语进去协商。但一帮人满嘴酒气地围了过来。他们大声责问：“你没有经过同意,不准进来，你这是侵犯了人权！”我解释说：“已经这么晚了，楼下的孩子明天就要高考，被你们吵得睡不着觉，请你们理解一下。”对方理直气壮地反问：“有这么响吗？”

　　僵持了40分钟，我郑重地提醒他们：“如果还大声吵闹，不听警察劝阻的话，就对你们治安处罚。”这下对方被震住了。周末派对就此结束，小区恢复了宁静。

　　第二天早晨，我叫来了房客，他们嚷嚷要找领事馆。我没有多解释，而是取出昨晚拍摄的录像请他们过目，当他们看完自己酒后失态的录像，羞得无地自容，歉意地说：“警官先生，是我们错了。”

　　2007年的一个傍晚，5号有对夫妇吵架，女方一时想不开，从阳台上爬到了四楼至五楼的平台上，声言要跳楼自尽，老公见后吓得马上报警。

　　我接到任务后，敲开了五楼瑞典夫妇的家门，当我提出想请他们配合一起营救女子时，不料对方一口回绝：“这种事在国外是警察的事，与我们无关。”

　　所长听了汇报后，对我说：“你可以找个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人到501室去，稳住阳台上情绪激动的女士，然后见机行事。”

　　我想起了15楼有对丹麦夫妇，平时与我感情甚好，于是紧急敲开他家的门，请他们协助营救。安德森踌躇不定地说：“这事很难，如果我们答应协助警察营救，万一在营救中这个女子跳楼自尽了，她的家属把我们告到法院，那我们不是惹上官司了吗？”我拍着胸脯保证说道：“万一营救失败，你们不会上法庭的，我可以为你们作证，请相信一个中国警察对你们的承诺。”男子还有些犹豫，我解释说：“我只是想请你们夫妇扮演房屋主人进入房间，自然地打开阳台的门，然后回到屋里关灯，等我们进去营救女子。”

　　安德森夫妇终于同意协助，最后当然是营救成功了。

　　在洋居民社区的管理模式中，我探索总结出一套“433”工作法，即注重四项能力：会语言交流、会辨认护照、会调处纠纷、会处罚教育；知晓三种情况：知来、知情、知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这套工作法得到了公安部的高度赞赏。“小联合国”无重大刑事案件发生，入民宅案件发生数为零，也未发生一起火灾事故。

　　在闵行，有个外号叫“三最”的社区民警,明请看本栏。